中国的碳减排路径与战略选择——基于八大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如何实现低碳发展事关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研究结果发现:经济规模每增长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5百万吨(MT),但是不同行业间经济增长的边际碳排放量差异很大;经济结构重型化加剧碳排放的增加,制造业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56MT;技术进步推动能源强度下降,是减少碳排放的核心动力,能源强度每下降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减少33MT;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碳排放密度居高不下,能源结构变化的减排效应并不显著,但是,综合碳排放密度下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现出能源结构优化的迹象。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促进节能技术与工艺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国低碳发展的必经之路。     

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我国低碳政策选择——基于1994～2010年工业39个行业的证据

本文采用优化的Laspeyres完全指数分解方法,对1994～2010年我国工业部门39个行业的碳排放进行了分解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要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重点,其次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特别是加大开发新能源的投入力度是实现我国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     

中国碳排放区域划分与减排路径——基于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碳减排路径是指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在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时,要综合考虑碳排放、能源、人口、经济等因素。本文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碳排放特点,区分生产和生活两大部门,选取与碳排放量直接相关的四大相对指标,基于1995—2010年省级数据,构建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将30个省市划分为能源重型化、能源较重型化、高能源强度和较高能源强度四个碳排放区域。结果表明,为了实现区域碳减排,各地区应制定"共同但有区别"的碳减排政策。     

碳减排与西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五大生产部门CO2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西部地区目前处于西部大开发第二轮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碳排放问题日渐严重。本文基于1999-2010年西部地区五大生产部门的CO2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以探寻西部碳减排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发现:(1)经济规模每增长1万元,CO2排放平均增加2.97吨。其中,运输业经济规模的边际CO2排放量最大,是最小的商业的10.65倍。(2)平均能源强度在12年间下降24.67%,但运输业的能源强度呈现高位缓慢上升趋势。(3)能源结构重型化略有加重。其中,工业和运输业的能源结构重型化最为严重,但均呈现高位上升趋势,尤其是工业,其碳排放密度效应最为显著。(4)经济结构重型化处于加重阶段。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CO2排放平均增加4.89MT(百万吨)。     

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绿色新动能

新发展阶段需要新动能和新理念.1998-2019年,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总体呈显著增长的趋势.技术进步已然成为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力.从时间维度看,2012年是绿色生产率变化的重要转折点.1998-2011年,依赖传统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发展动能是工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十八大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发生了重大转变,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日益凸显,与环保减排相关的绿色新动能对工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工业生产率增长的核心源泉.从区域维度看,东、中、西部的绿色生产率驱动因素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工业增长的绿色动能最显著,是全国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总之,由绿色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的绿色增长动力正在显现,绿色新动能无疑将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实现两碳目标的核心动力.     

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对中国适用性检验

本文运用多元协整理论以及我国的相关数据 ,对宏观经济研究的前沿之一即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 (EAPM)进行协整分析和检验。其主要结论为 :(1 )我国的通胀、劳动生产率成本 (工资 )、需求和进口等 4个变量 (构成EAPM的变量 )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关系 (协整 ) ,因此 ,由EAPM所揭示的通胀 (紧缩 )的生成过程不宜用于解释我国的通胀 (紧缩 ) ,即价格标高论在我国不成立 ;(2 )我国的通胀 (紧缩 )和劳动生产率成本之间不存在协整即长期均衡 ,而通胀、劳动生产率成本和需求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这一结论意味着用通胀刺激需求的政策主张没有科学根据 ,也说明我国仅凭价格和劳动生产率成本尚不可能将需求调整至均衡     

转轨时期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行业特征

自1994年中国确立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世界银行(1996)的分析报告显示,除了富有钻石的南非小国博茨瓦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经济中是史无前例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东亚经济的效率问题.克鲁格曼(1999)指出亚洲经济增长"主要靠汗水而不是灵感,靠更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聪明的工作".     

中国工业增长模式的转变——大中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非参数生产前沿动态分析

本文采用非参数生产前沿方法,将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38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分解为资本深化、技术前沿进步、技术效率改进3个成分,发现:(1)1996￣2002年大中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以15.9%的速度增长,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资本深化(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平均每年为12.9个百分点,但呈下降趋势,从1996年的23.2个百分点降到2002年的6.9个百分点(;3)技术前沿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平均为7个百分点,总体低于资本深化的贡献,但技术前沿进步上升势头强劲,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在2001、2002年分别高达19.8、29.0个百分点,显著超过同期资本深化的贡献(;4)行业间技术效率的差距拉大导致整体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下降4个百分点,2001、2002年的下降幅度更分别达到14.0、16.8个百分点。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至少在大中型企业这个层面,已经由转轨初期的单一资本扩张驱动模式,开始向以技术进步为主和资本深化为辅的多引擎推动模式转变,即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而世纪之交似乎是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