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     

日本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变迁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基于日本土库市町村与中国山西赤桥村的对比研究

战后日本的社会变迁,是由原来集中在村落共同体中的经济、行政和日常生活的功能按照不同的原理不断分化的过程。从日本土库地区来看,市町村主要承担行政服务功能,农协主要行使经济服务功能,村落则是居民日常生活单位。就山西赤桥村而言,自治单位的功能严重分化不足,理论上的村落自治体,应该是集政治、经济、生活功能于一体的,而事实上,村落组织各项功能急剧蜕化,根本无从完成上述功能的整合,于是出现了由"村庄自治"变成了"村庄不治"的无序状态。按照现代社会功能分化原理,重新整合村落社区的功能刻不容缓。     

试述20世纪前期华北乡村中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

20世纪前期的华北乡村，由于市场的不完备以及政府职业的不完善，在乡村习惯法中，中人的角色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是不可或缺的。村庄习俗中，原则上乡村各个阶层的成员均可担当中人，而有乡村秩序运行的具体场景中，中人集中于社区领袖与“能力型”人才两大阶层。但是，二者担任中人的动机与效果有所不同。     

现代化的压力与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一个分析视角

清末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现代化所需的巨量资本压在了仍停留在糊口生活水平的小农身上,现代化的行政权力以及新式教育亦以国家强力向乡村挤压。在现代化的种种压力下,小农生活陷入贫困的深渊,乡村内生的自治资源受到削弱而新的行政整合机制亦带来了基层政权的“痞化”,乡村原有文化调节机制在新式教育模式的强力挤压下受到破坏,新式教育机制未能成功地在乡村落地生根。随着现代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陷入了全面的生态危机。     

财富、文化、社会关系与声望的聚合体——20世纪前期华北的村庄领袖阶层

村庄领袖阶层特指在村一级社区内占统治地位、支配地位的权威阶层。他们既是村中相对富裕的阶层,也是草根文化权威,同时,其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的拥有量在社区中也处于绝对优势。他们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多种乡土资源的共同载体。拥有多种资源是村庄领袖区隔于其他阶层的重要指征,其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是多种稀缺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任何一种所能单独决定。     

20世纪50年代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农业问题上的争论与反思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共酝酿、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高层内部,在总路线具体的实现步骤、速度、规模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分歧,并由此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争论。但是对于由个体小农私有向社会主义公有过渡以求达到更顺利的支持工业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却基本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实质暗含着重重工业、轻农业的思想。舒尔茨的农业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现代农业同样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有助于对这一时期的政策予以重新反思。     

乡村振兴视阈下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再审视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揆度诸多症结之由,皆可溯源于过度工业主义教育模式的推行。几十年来,过度工业主义的教育,给乡村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伤"。回望历史,乡村社会面对工业主义教育模式所呈现的种种"不适应",早在20世纪之初,中国乡村教育开始现代转型之时业已出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试验,即是基于乡村社会在现代工业主义教育冲刷下的前瞻性思考。面对乡村教育的衰败,陶行知尝试进行"修复"试验,创新性构建了一整套具有本土价值的"乡村教育"理论。乡村振兴视阈下对陶行知乡村教育再审视,对于当前乡村教育振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惰性反映——从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谈起

中西冲突之初,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惰性反映,不少学人归之于诸如＂华夷之辨＂等儒家保守思想的束缚,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却向世人展示出儒家学说不仅不是拒斥西方文明的理由,反而可以成为理解与接纳西方世界的理论支点。中国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惰性反映还应从王朝的＂闭关锁国＂等政治决策思想寻根溯源。     

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以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初的华北乡村为例

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二十世纪20至40年代初,华北乡村民众在接受"阶级"理念之前,对于自身生活社区的层级结构有一整套内生的评价标准与区分体系,据此,社区成员依次区分为"士绅领袖"阶层、乡村"能力型"阶层、"普通大众"阶层和"劣势"阶层.其中,士绅领袖阶层具有权威性地位,在乡村社会起主导作用;乡村"能力型"阶层凭借能力与技能在社区内也有一定的支配作用;"普通大众阶层"则生活能力较低,具有依赖性;"劣势"阶层由于生活能力极低和道德因素为乡村成员同情或鄙视.这种社会分层的维度是植根于乡村文化脉络的"乡土资源".     

试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动(1937 - 1945)

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是“晋西事变”后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势力进攻的基础上正式建立的。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于 1 941年通过民主“村选”方式对基层政权进行重构 ,力求通过基层权力结构的转变 ,使得新的乡村政权成为抗日民主政府与基层社会上下沟通的“桥梁” ,进而获取民众的支持 ,达到对社会资源控制的目的。从对乡村权力主角的重塑和基层组织的再造这两个视角来审视 ,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时期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权力结构的变动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