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论何应钦主"讨伐"之动机及"亲日派"问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这已为海内外史学界所认同。然而,在这种公认的"合力"中,却排斥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所起的作用。七十年过去了,何应钦力主"讨伐"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解决,却为研究者所忽视。何应钦力主"讨伐"并非"取蒋而代之",而是救蒋脱险。何应钦也不是"亲日派"。如果上述陈说定谳不矫正,那便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     

邓小平关于农民问题论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兼论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贯串着改革、发展和稳定这样一条红线。而在这条红线中,农民问题是其基本的实践依据和重要的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农民问题充当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合符逻辑的继承和发展。它的创立和完善,也离不开农民问题这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石。     

中华民国史个案研究的突破与体系构建———以个人的研究为切入点

在史学研究中 ,也存在立体几何中的点、线、面、体之间的关系。民国史研究也是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个案研究与体系构建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的。目前的民国史体系是大陆、台港澳地区和国外“三足鼎立” ,各有所长 ,各有局限。无论在时间的阶梯上 ,还是空间的幅度上 ,整合国内外民国史研究的人才资源、史料资源和成果资源 ,是构建民国史新体系的必然选择。实现民国史研究资源重组和体系创新 ,应以全球化视野 ,确立民族独立与追求近代化的主线 ,消除壁垒 ,继续破除片面的阶级斗争观、领袖中心观、片面的革命观和孤立的政党观 ,研究历史主体的能动性 ,明确视角的焦点 ,加强全面协作。缩小民国史研究的距离 ,海内外学者应致力缩短现实中的距离     

何应钦与“史迪威事件”

约瑟夫·华伦·史迪威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华军事全权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1944年10月19日,出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由争取战胜日本转向抗战胜利后扶蒋反共的需要,又迫于蒋介石、何应钦与史迪威之间矛盾已不可调和,史迪威被召回。这就是台湾及国外一些史学家所讲的“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事件”是抗日战争后期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美国对华政策战略目标发生转变,也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的又一次暴露。但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认为蒋史矛盾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之争,却忽略了何应钦在引发“史迪威事件”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何应钦与“史迪威事件”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事件本身及何应钦在其间的作用有所揭示。     

贵州省情认识的理论探讨与历史评述

省情是一定历史时期影响一个省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全面科学的概括和抽象。它是不断变化的。认识省情需要历史与现实的比较 ,需要与全国和周边省份进行共性与个性的比较 ,还应以全球化视野作观照。历史上对贵州省情的认识和表述 ,是从不同的角度 ,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强调了不同的侧面 ,使用了不同的参照系 ,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在新世纪新形势下 ,全面、科学地深化省情认识 ,追踪省情中的各种变化趋势 ,是保证决策科学的基础条件之一。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

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关系四个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保证。但是,近几年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有所削弱,同     

试论何应钦与王天培之死

1 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南京国民政府北伐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因1927年8月徐州失陷,被蒋介石下令关押,后又被秘密枪毙.历来认为王天培之死是蒋介石刚愎自用、暴戾恣肆、惯于诿过于人所致.但我认为,这种看法仅仅是表面上的原因和合符蒋介石政治品格的逻辑推理.更深层的原因,尚有探讨的必要. 王天培是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何应钦与李宗仁主持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期间,     

论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主战、主和两派尖锐对立的“戏中之戏”里,何应钦扮演了主角。他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勾结日本侵略者,挑起新的内战,以便乱中(?)取更高的权力,使南京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转向亲日、反共。为此,他已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蒋介石和何应钦本人以及台湾学者的一些史著外,几乎有关的著述中都认为,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企图置蒋于死地,并取而代之。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进行研究,并以一得之见,就教于方家。     

农民问题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中国,自近代以来,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超过一切问题,也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没有什么问题像农民问题这样影响深远.在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正是农民问题赋予它浓墨重彩的中国特色.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发展变化,不仅检验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内容.     

台儿庄战役的历史启示

震动中外的台儿庄战役,是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来日军速战速决战略的第一次大挫败,是中国军队正面战场退却时期一个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奇迹般的插曲。胜利来之不易,其因果影响也发人深思。对影响战役进程及结果的诸多因素作冷峻的反思,是对当年抗日将士最好的纪念,也是台儿庄战役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