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纯的“中西古典学”

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日知）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基本立场。本文根据林先生的理论勾勒和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重现“中西古典学”的框架，并对其中有争议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理解，希望对当前关于“古典学”的讨论有所助益。     

关于《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历史卷》建设的意见

我想谈的首先是选译中文学术论文的标准问题,这涉及作为中国学术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历史卷>的生命力和学术影响力.在选译论文的时候,尽管写作风格是否适合国外学术界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是保证所选论文根据一般标准,真正能够在国际学术界代表国内学术成就.     

“神庙经济”论与早期两河流域研究

在早期两河流域研究中，特别是涉及有关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讨论，“神庙经济”、“神庙国家”或“神庙城邦”论依然有着意味深长的生命力。其核心看法认为，在最早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社会政治制度乃是以神庙为中心的神权政治，神庙占有全部土地，控制全部经济，这种典型的神权政治及其变形对后来两河流域政治经济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因其表达足够简单直接，“神庙经济”论成为把握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方便标签。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和对有关证据的重新审视，有理由认为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传统“神庙经济”论已经基本寿终正寝。另一方面，对两河流域早期神庙及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讨论仍然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涉及早期两河流域神庙的新近研究表明，虽然还没有成型的迹象，同样以神庙为关键的新理论可能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代中国经济腾飞的理论阐释有可能对构建一种早期两河流域研究新的“神庙经济”论提供启发。     

基于C-OWH算子的供应商选择的群评价模型

运用连续的区间数据有序加权调和（C-OWH）平均算子,把效益性指标转换为成本性指标;探讨了加权调和平均C-OWH算子以及组合的C-OWH算子在供应商评价中的应用并给出了算例。     

早期两河流域的宗教与社会——对雅各布森研究的检索与反思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直是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古史研究者对古代的宗教与社会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这里发表的五篇文章分别表达了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刘家和认为,比较研究还应继续做同中察异的工作,就宗教与历史之关系而言,中国的三代与古代希腊、罗马本来各不相同;但不论前者的邦国,还是后者的城邦,都有自己的守护之神,这点又是相同的;可是在此之上,前者还有天或皇天上帝,后者则无,原因之一是由于前者在地上有最高的天下共主,而后者则无。杨共乐认为,敬重神灵,墨守礼仪,以敬神束缚民众,以礼仪统一思想,是罗马早期宗教具有的明显的目的性;敬仰民族神明,宽容外邦神灵,又使罗马的宗教传统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开放性;早期罗马的宗教传统是多神崇拜但有秩序,宽容外神但有原则,主要表现在新的外神从未渗透到罗马旧有宗教的核心,后者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刘林海指出,基督教最初并非罗马的唯一选择,其优势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确立的;罗马传统宗教自我更新的失败则把基督教推向了国教的地位。蒋重跃对《新约》的道德金规则与《论语》的忠恕思想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都主张博爱。但《新约》的金规则只有肯定式的表达,因为基督教的博爱来自上帝,上帝是无限的,上帝的爱也要无限地向外推出去;《论语》的忠恕思想则既有肯定式,也有否定式的表达,由于儒家的博爱来自人自身,人是有限的,所以人类之爱既可向外推出去,又要向内加以限制。这是二者最根本的差异。王献华在分析雅各布森的相关作品的基础上认为,对早期两河流域宗教的研究和对早期两河流域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合二为一的学术进程;在早期两河流域宗教研究中,神灵史的路径可以认为是下一阶段的学术方向。     

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之前的几个世纪，即公元前两千纪的中后期，是亚欧大陆青铜文明互动频繁的时代。这个时代亚欧大陆的主要青铜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分布在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线或文明大动脉附近，呈现出一种动态格局。其中，最重要的陆上通道包括从东北亚直到东欧的欧亚草原带、从中亚通向西南亚的“内亚山地走廊”,也包括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贯穿我国境内，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海上通道则主要是从红海和非洲之角辗转到东南亚的季风带海岸线。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样，处于作为文明大动脉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彼此联通也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作为整体的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由“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两侧的江海陆地共同构成的力量场是中华文明的舞台。这种对中华文明空间结构的认识是理解三星堆文明的关键，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也因此具有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方法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