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火把节的"文本"重构与文化表征

彝族火把节是彝族传统的盛大节日,其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表现出地域性、时代性、变异性等特征.在社会变迁的历程中,彝族火把节形成了两个内涵与意义各不相同的节日"文本":在乡间,有一个表征彝族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原生性"文本";随着现代旅游文化向民族地区的挺进,这一"文本"由当地政府"搬演"到城市中,重构出一个新的火把节"文本".这一新"文本"的构建既深刻地表征着文化客体(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中心化漂移",又表征着文化主体(彝族社会)的文化自觉,因而火把节成为了一个极富包容性的符号象征体系.     

批判与反思：民族志求真的历程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相应地,民族志求真历程也随着时代转换而彰显出来。在民族志的求真历程中,需要以批判与反思作为其走向科学道路的武器和方法,并有一个科学的民族志理论范式来解决民族志品质问题。     

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构建——莫斯"总体呈献制度"的现代旨趣

基于现代社会的问题与危机,莫斯回溯古式社会的交换形式--"总体呈献体系",找到了疗治现代社会病症的药方--社会的"总体性"构建--由德性自觉、经济理性和制度强力彼此交融而成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方式,并视之为引领社会进步和光明的根本指南.但各种多变而混乱的社会事实表明莫斯的现代旨趣呈现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妙幻想.     

批判与反思——民族志求真历程分析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相应地，民族志求真历程也随着时代转换而彰显出来了。以批判和反思作为民族志走向科学道路的武器和方法，系统地阐释在批判和反思中民族志求真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民族志理论范式。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及其指标体系构建

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等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我国推进共同富裕和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步伐逐渐加快。为全面、客观地测度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程度，进而为国家政策的完善和高效实施提供理论参考，亟须构建一套兼具政策性和针对性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立足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意涵的权威规定，积极回应当前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实践的现实需求，坚持导向性、系统性、实践性和准确性等评价原则。具体而言，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至少需要包括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公共文化服务活动”3个一级指标以及23个二级指标。这一指标体系既能够密切呼应国家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和发展要求，又有利于增强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及其绩效考核的权威性。     

文化自觉的动力——一个布依族村寨文化的审思

民族文化变迁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自觉的历史过程,而具体时代、境遇的差异往往形成不同的文化自觉图景.贵州镇山村的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和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具体情境中揭示出文化自觉的真正动力."内源性"即是该动力的本质内涵与特征.     

文化史观与文化命运——对民族文化现代境遇的反思

在愚昧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文化进化史观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去传统化"文化运动,与近30年来传统与现代"共荣"的文化再生产史观指引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都试图扭转传统文化或传续或消亡的命运.但这样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因此人类试图改变文化"命运"的理性逻辑需要重新省思与修正.     

近十年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民族志研究也得到了飞速进步.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反思、实践意义上的范式探索、方法论上的交叉融合及研究范围上的视野拓展,表征了民族志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方兴未艾.但同时也存在民族志书写“三化”、范式杂糅及根基不深等问题.因而,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今后亟待加强民族志书写的标准意识、创新意识及应用意识,重视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志书写的基础性作用.     

金钱、权力与文化:节日现代性的建构与解构

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使传统节日文化进入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之中,节日时空的脱域化、节日内涵的时代化、节日体系的碎片化和节日属性的异化引发了人们对节日现代性及其金钱、权力运行机制的反抗.人们通过文化乡愁的排遣、传统节日保护主义的实践来解构节日现代性的异化和束缚,在重塑生活世界的努力中逐渐实现节日文化对精神需求的满足.     

符号权力与自由幻象——中国礼物馈赠的符号权力分析

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礼物通过私人关系、面子、人情、互惠等因素构建起层层伦理性符号网络,在此伦理性符号网络的遮蔽下,礼物馈赠获得了支配人们意识与行为的“合理”形式与地位,由此导致了人情僭越法律、束缚胜于自由的符号暴力统治.在符号权力已经“习性”化的背景下,人们无力从既有的礼物传统和礼物关系中解放出来,因而使摆脱符号权力而得自由难免是一种幻象和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