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共识与近代经学观念兴替

中国传统经学体系在近代经历了历史化的过程,经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被当作历史之物。作为历史之物的经学观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国人对比中西文明,接受西方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进步论与辉格史学的结果。清末民初士人之所以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论及其历史观,与儒家自身的教化观念有内在联系,但儒家对道与法有自身的判断,西方之道、西方之法与中国之道、中国之法是何关系需要我们对中西文明史作更充分的观察。经学作为在世界观、价值观及社会秩序建构等方面的基本共识,既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与制度内容,也有超越于时代而体现中华文明所理解的恒常之道的普世性内容。经学作为文明共识的现代阐释有助于克服经学的历史化,将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整合与话语建构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杨慎经学方法与明代学术变迁

在宋明理学笼罩的时代，杨慎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解经，于理学之外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体现出卓然不群的学术精神。他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经文原貌与本义，以文字训释的方法诠释经典的含义，以名物制度考证的方法求得对经学更接近原意的理解，以历史的方法揭示经学义理建构中的历史因素，并以诸经互证的方法解决经学研究中的疑义。在经学不甚突出的时代，杨慎丰富多样的经学研究方法对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是清代经学繁盛的重要先驱。     

“三纲”之争与儒家的现代命运——以方朝晖、李存山的争论为中心

方朝晖与李存山争论“三纲”问题的真正分歧，不在对“三纲”历史知识的认知，而重在对“三纲”的评价，因其评价的不同而导致其理解的不同。其评价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方、李对西方现代价值的理解与评价的不同。李存山的问题是过于简单地执守现代价值观念，方朝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囿于西方现代价值的认知而对“三纲”的理解有所偏差。“三纲”的独特意义正是无条件服从的“义”，但需要在诸“义”之冲突中来全面权衡不同的“义”。由此，儒家在现代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并不仅仅取决于儒学本身是什么，还有赖于人们对中西文化公允地理解与评价，这样才能还儒家一个公道。     

订朱返经——论文宗杨慎的儒学面向

杨慎对明代前期至中期理学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束书不观、内向求道的空疏学风极为憎恶，由此溯及作为其思想源头的程朱理学，为朱子理学及其经注纠误。杨慎批评朱子学所采取的立场是回到经学，其要点有二：一方面是治学方法，杨慎治学以博通为尚，通过文献稽核、文字诠释、名物制度考证等方法，对经学、史学、地理、文学、博物学、小学等方面的知识详加研究，讥贬理学、心学之以博学为旁务的观念，力图在知识上超过程朱理学；另一方面是在儒学义理上回归经学，通过对经学本旨的强调来获得评判理学与心学的制高点，在修养工夫、性情、理气等方面通过经学的立场来批评朱子。这些批评是局部的，杨慎自身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对儒家诸层面义理的融贯解释，但这并不妨碍杨慎揭示朱子学学术思想之缺陷的思想史意义，并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气与学术方法，体现出蜀学“敢为天下先”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