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基于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先唐文献研究——以《汉书·五行志》为个案

<正>近年来,关于传世先唐文献的可信度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先唐文史研究以及辑佚、校勘、辨伪等传统学术方法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究竟我们可否根据汉人所整理的先秦文献研究先秦文学,又可否根据唐人整理的魏晋文献研究魏晋文学?这些质疑是否具有合理性?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构建出一套新的研究范式?应该说,这些问题已经难以回避,需要我们通过对若干先唐文献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以及基于此的整体思考来进行回应。笔者近年在对《汉书·五     

周代官学之“诗礼乐”教与“书教”考异

 诗、书、礼、乐是西周王官教育中最核心的课程体系,也是最早得到王权认可的经典体系。但从《论语》、《礼记》、《国语》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至晚到春秋后期乃至战国前期,《书》学仍游离于部分贵族教育课程体系之外。这说明,与“诗礼乐”为辟雍、泮宫两级学校普遍教授的政治、社交仪式不同,《书》是天子辟雍中课试贵族子弟的书面“文本”,而在诸侯泮宫中,各国故志、令、世、训典等文献则取代《书》,承担了国家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对于这一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早期《书》学功能、传播之影响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西周王官之学的课程设置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