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

中国近代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准备,无论从文学的发展趋势、思想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变化,还是从文学思想的新旧交替,作家队伍的错综复杂诸方面来观察,都产生了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学,又不同于“五四”以后新文学的特点。例如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是这一历史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文学题材和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作家作品的复杂性和由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变的过渡性等。下面就这些特点加以分别论述。     

谈谈文艺作品的“人民性”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之时,文艺作品的“人民性”曾被斥为取消列宁主义党性原则的东西,是“全民性”的同义词,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概念”;有人也跟着说什么“文学的‘人民性’概念,是一个十分含混模糊的非阶级的概念”,袭用“人民性”的概念,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以图改变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性质”,“‘人民性’概     

《黄公度先生年谱》质疑

钱仲联先生的《黄公度先生年谱》(修订稿,载《人境庐诗草笺注》,一九五七年九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年谱》)出版后,很受学术界的重视。《年谱》材料丰富,引证翔实,为黄遵宪研究和近代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不少资料。不过,可能由于谱主的某些资料当时编者尚未见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已经度过了41个春秋.对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文学的研究,在1949年以前就有人在进行,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它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应该说是50年代才开始的.回顾41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     

一项重大而迫切的理论课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研究——于幼军同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引发的话题

[编者按]于幼军同志的新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尤其是文化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作者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所作的开拓性研究，提出了一项重大而迫切的理论课题。为此，广东文化学会、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和本刊编辑部最近联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约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学者结合该书有关观点，对当前文化建设与文化研究发表看法，引发了不少新的话题。现摘登如下，供研究者参考。……     

《学术研究》老友的话

《学术研究》老友的话管林（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研究》创刊以来，我就是它的忠实读者。它不仅给我提供大量的学术信息和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也是我的科研成果发表的重要园地。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它初创阶段，就开展了学术研讨活动。记得在１９６４年２月，《...     

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2004年12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是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的奠基之作。该书作者郭延礼教授是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出版的专著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新探》、《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以及“秋瑾研究”、“龚自珍研究”等专著八种。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就介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80年代后一直从事该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这些都为他完成《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     

试论我国当代文学的人民性

一人民性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必须遵循和运用的重要原则。对此,近年来赞成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人民性的原则是否适用于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学术界的意见恐怕就难以一致了。什么是文学的人民性呢?简言之,文学的人民性,主要是指作品对待人民的态度,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利益和愿望。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为包括工农兵在内     

黄遵宪与陈三立的交往

黄遵宪与陈三立,一是“诗界革命”的旗帜,一是“同光体”派的领袖;一个主张“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①一个推崇江西派,诗学黄庭坚;一个主张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与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②甚至提倡“我手写吾口”,③一个“为诗不肯作一习见语”,④用字“恶俗恶熟”,刻意翻新.然而,这样两位不同诗派、不同诗歌主张的诗人,却由于维新变法的机遇走到一起,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遵宪(1848———1905)比陈三立(1853——1937)长五岁,出身于经商致富的仕宦书香之家,幼年从曾祖母那里接受了民间文学的熏陶.29岁中举后,即毅然摆脱科举的束缚,选择了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的道路.从30岁到47岁,除中间有三、四年回国探亲,从事著述外,都是在外交官任上.陈三立则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受传统思想熏陶.光绪15年(1889年)37岁成进士,授吏部主事.他“为人淡于荣利,通籍后,累十年不就职,但以诗歌古文辞自娱.”⑤然而甲午战争之后,他对国事日益关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曾致电张之洞,希望他“联合各省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⑥     

苏轼与海南黎族

清代的儋州人陈(?)曾在《东坡居儋歌》中写道: 快哉儋耳得先生,悲哉先生儋耳行。瘴雨蛮烟来龙麟,身边独偕子一人。别驾安置昌化军,不比惠州有朝云。子云符林心朗照,戴笠着屐被人笑。一草一鸟会其神,聊将所遇写天真。屋不得住茅庵筑,米不得食思僻谷。看看只剩莲花杯,邻妪有酒无钱鬻。薯芋苍耳岂真佳,下以陶诗充满腹。吁嗟富贵人,变为空乏身。宋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