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劳动法一般平等待遇制度剖析及其借鉴——兼论我国反就业歧视范围的扩大与控制

为应对日趋严重的就业歧视问题,《就业促进法》通过开放式列举禁止差别对待事由,建立了概括性的反就业歧视制度,但概括性不等于无控制的扩大。为避免以平等对待之名,过度干预引发差别对待的私人决定,必须进一步理清反就业歧视的制度边界。意大利劳动法对一般平等待遇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既维护了私人自治,又兼顾平等价值的实现,最终为可能发生的各种差别对待建立了一套合理的评价规则。借鉴其经验,我国反就业歧视制度的扩大应注意区分涉及人格尊严的差别对待与一般性的差别对待,只有与劳动关系组织面向相关的一般性差别对待,才可纳入反就业歧视制度的覆盖范围,并确立司法的合理性审查,贯彻平等对待优于私人自治的价值立场。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标注众包劳动的法律保护

伴随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的高速发展、平台用工模式向生产服务领域的深度扩张,数据标注众包劳动正在我国悄然兴起,但也面临低收入、高强度、虚自主、实管控、无保障等就业质量问题,且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各种劳动交换法律保护以外。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我国有必要探索构建数据标注众包劳动法律保护制度,保护进路的选择需强调专门立法与司法衡平结合,尽快启动软法,审慎诉诸硬法;保护范围的划定在立法上可将服务合同作为类型构造基础,但在司法上应坚持事实优先,准确辨析隐蔽的劳动关系,克服可能发生的监管套利;保护措施的配置可从财产性权益、人格性权益两大方面分类展开。     

飞行员劳动关系协调的思路转换

飞行员辞职、跳槽事件,从其原因和后果看,实质上是在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垄断被打破后,伴随着非国有经济主体与国有经济主体争夺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而必然出现的问题。并且可以预见,此美事件今后在民航业和其它行业还会发生。所以,说深、说透此类案件,寻求协调飞行员劳动关系的对策,需要转换扩大视野、转换思路,即了解其大背景,且从其特殊的劳动关系和利益结构切入,发掘案件的深层问题,探讨今后解决此类问题和防范此类现象发生的思路和机制。本刊特邀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全兴教授和湖南大学法学院的粟瑜、劳动科学研究所王文珍研究员就此问题作了系统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