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信仰

宪法信仰是法律信仰中至高境界的一种 ,只有对产生法律的母法抱有神圣的宗教般的情怀 ,才会信仰宪法 ,并将之奉为行为的准则。宪法信仰包括信仰宪法的情感 ,信仰宪法的态度以及信仰宪法的行为。其中情感因素放在首位 ,因为信仰情感是信仰主体对信仰对象的精神体验 ,是基于感觉、知觉或基于生命的本能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倾向。信仰态度是信仰主体对信仰对象的信服尊重和奉行程度的主观表现。它是信仰中的关键因素和中间环节 ,人们的信仰态度则主要源于信仰情感 ,而直接影响其信仰行为。信仰行为是信仰主体在信仰观念指导下的活动 ,是信仰情感和…     

论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平等”

平等的规范内涵首先有赖于从宪法文本出发的规范分析.“平等”在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共出现七次,是一个包含国家平等、民族平等、公民权利平等的多主体、多层次的统一规范体系:既有政策性、原则性的宣示,也有具体权利义务的规范;既有对形式平等的要求,也有对实质平等的追求;既有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也有对国家相应义务的要求.     

论公民意识的内涵

公民意识是影响公民个人是否积极担当公民身份角色的晴雨表,它直接指引着公民个人参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公民意识有其自身内在逻辑联系的层次结构,其核心内涵是公民的身份意识,即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角色,而非市民、百姓、国民、臣民、人民、群众的角色。其具体内涵则包括权利意识即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以及义务意识即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其延伸内涵包括平等意识、独立人格、公共精神、自主理性等等。全体公民普遍的公民意识有利于民主体制的健全,有利于法治秩序的建立,有利于宪法的实现。     

湖北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法学审视

通过清理审批项目、精简审批流程、改革审批方式、取缔审批乱收费等措施,湖北省十余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进一步促进了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然而,省内行政审批现状沉痼自若,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政府一元管制的模式。因此,细化审批项目的清理工作、下放审批权、构建对审批的监管问责机制是未来继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所在。     

宪政的信念与追求--《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读后

《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揭示了近世的文人学士对宪政的执著追求与至诚信仰,以及他们一生不息地为宪政建设鼓与呼的战斗精神。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留下了它们深深的足迹。历史启示今人,宪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精神支持。宪政思想的普遍传播对于实现宪政至关重要。明确宪政的价值是传播宪政信念的前提。     

我国新农村建设"一号文件"的法学分析

"新农村"内涵的确立以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全面展开,始于"一号文件"的发布.梳理10部"一号文件"的发展脉络,发现其呈现出规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文件形式的逐步规范化、发布主体的逐渐法定化、文件内容的逐渐明确化、相关制度的渐趋法治化等特征.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商品经济与市场体制的推行、村民自治的实现等内容集中体现了"一号文件"作为根本政策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相辅相成的发展."一号文件"的政策形式对于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具有适宜性和现实可行性.因此应从法学角度对社会关系调整起着重大作用的政策予以关注,全方位地考察我国的法治进程,进而推进立法政策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之前因后果

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双方展开对话一是因民法学与宪法学作为对话主体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二是“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学发展整体要求的客观必然性,三是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无论对话是否达成较多共识,对话本身都有助于推进双方的理性发展。在对话中,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     

中国宪法学研究与学术共同体的使命——纪念1982宪法颁行30周年

宪法学学术共同体于宪法学、宪法本身、国家法治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宪法学研究队伍植根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产生,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挫折,转而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宪法学研究的春天再次来临,至1982年宪法修改,宪法学研究日趋盎然,宪法学学术共同体已然形成.未来宪法学学术共同体将继续秉承独立、自治精神,推动宪法学专业化与公共责任,建构方法多元、逻辑自洽的“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并充分发挥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的功能、薪火相传,推动宪法学发展,扩大宪法学的学术影响力.     

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条例》的不足与完善

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湖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也对全国其他城市开发区的管理和建设具有示范意义。《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条例》对开发区的有序发展、各类经济要素的健康增长均功不可没。但是该条例存在立法原则模糊、调整内容需明确等问题,在实施中存在开发区与所在区县关系紧张、条例在企业中的影响力不大等问题。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武汉城市圈和"两型社会"建设对开发区提出了新的要求,《条例》也面临着修改。在不同的思路下,《条例》的修改存在两种方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