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理困境及其突破

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史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处于边陲位置,缺乏配套内容、学时偏少、专业力量薄弱、人才培养不足等问题是这一现实困境的具体原因。不过,由于中国社会思想史寻绎辨认、注疏解读的方法或写法,未能有效呈现出社会思想的独特自性,也未能有效提升其在社会学中的学科合法性,所以学理困境是导致其边陲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只有突破了学理困境,才能摆脱现实困境,即通过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确立呈现中国社会思想的恰切写法,通过恰切写法凸显理论关怀,生成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自性,通过学术自性凸显社会学品格,确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合法性。     

论中国古代隐士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意义

隐士具备出仕为宦的素质 ,却主动疏离政治 ,隐居求志 ,成为具有特定道德价值意义的象征符号。隐士蔑视权威、不事王侯的独立人格 ,安贫乐道、不慕荣利的骨气节操以及高标独立、卓尔不群的个性魅力与世俗的道德理想相契合。在世人的追慕与追捧下 ,隐士独树一帜的道德价值形象深入世俗观念世界 ;世人对隐士的接纳与认同 ,也就使隐士具有了独特的道德整合与社会安全阀功能。     

“肄言”何谓？——基于《群学肄言》的概念索隐

“肄言”是严复创制的专门概念,也是一个基本退出应用领域的“古董词”,但该词却是理解《群学肄言》的关键支点。对于斯宾塞原著未曾言明的方法论意涵,严复不仅予以准确领悟,并将这种阅读体认作为翻译该书的基本指针。《群学肄言》不是原著的照实转译,尤其是题名并非原题的直接对译,而是严复基于原书方法论意涵而拟定的新题名。由于受到严复的“肄言”可以“导先路”之说法的影响,有些研究者误将“肄言”等同于导言或导论。实际上,“肄言”是严复精深把握近代各专门学科的知识构成,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创造性译制,其本真意涵是指各门学科都必备的研究方法论或方法准则,故而“群学肄言”的现代意涵是指社会学方法论。     

道法自然,静默无为:社会运行的另类思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的社会思想

道是超越天地、万物的创生之源和最高存在,是个人存在、社会运行的终极根据。与其他先秦诸子的有为取向不同,道者以另类的逆向性思维,赋予大道退让、处后、谦卑、柔弱、清静、淳朴等无为特性,但大道无为而无不为,人心、世道必须遵从道的轨迹和运转方式。个人取法大道而返璞归真,摆脱一切文化的羁绊,摒弃巧智、情欲和价值观念,如此则杜绝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倾轧;社会管理者取法大道而实施无为之政,抛弃儒家规划的仁义、礼等人伦情感和社会规范,放弃任何可能扰民、虐民的政令,从而使社会在一种自然天成的状态中运行。因此,人遵道而无为,社会就会形成一种自然和谐的秩序。     

天道兼爱,尚同节用:社会运行的一体化理论——春秋战国时期墨者的社会思想研究

墨子的十大主张构成一个求治去乱的理论体系,天志、兼爱、尚同、节用是其基本架构.天是一切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外在的社会控制力量,人们的行动必须服从天的要求,天与鬼神在冥冥之中控制着人们去恶向善;兼爱是天意的要求,也是人们内化的伦理情感,推己及人,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则使人们达成价值共识,消除人际的争斗和家国的攻伐;尚同是兼爱的逻辑结果,也是天意的最终归宿,要求世人无条件服从于贤者、仁人,以形成上下贯通、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崇俭节用是一种积累物质财富的途径,由此可有效消除饥寒困顿,保障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也就维护了社会稳定.因此墨子的"十伦"是社会良性运行和秩序稳定的完美设想.     

古代隐士的称谓分类及其身份特质研究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隐士的称谓多种多样,按照其命名方式,大致可概括为五类:以“人”为描述中心的称谓;隐逸行动作为身份指示的称谓;隐士原型及其衍生的称谓;以隐士居处空间作为指代的称谓;来自经典隐士文本的称谓。这些称谓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隐士的身份特质,如隐居、不入仕途与道德高尚等。而且每一种称谓都反映了人们对隐士的认知程度,和对隐士的接受维度。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社会运行的理性规范——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社会思想研究

春秋时期兴起的人事理性思潮,促使儒者对社会治乱之根源的探索转向人本性。儒者坚信,人心之仁、人性之善是社会秩序的合理基础,包含着遵守社会规范的内在自觉。仁是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也是人际互动必须遵从的、体现的价值准则。个人天然具有仁爱之心、良善之性,从而能够遵从礼的约束和规定。儒者之礼已经从殷周以来的具有强烈象征的、仪式性的礼仪,升华为具有抽象的礼义,成为独立的、对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和行动规范。这些规范通过个人培养和陶铸自己的仁爱、孝悌、信义等道德情感,内化为个人的品性修养和个人的行动意识。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内化的思想规范确保个人的理性行动,从而能够有效和合家族,由家族而邦国、天下,推动社会的良性互动与有序运行。     

从《水浒传》看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

《水浒传》是一部以民众武装反叛、暴力对抗官府为主要叙述內容的小说。作为市场化的通俗文艺作品,《水浒传》的接受主体是普通的社会大众,因此《水浒传》的广泛流播,折射出下层民众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即希冀快意恩仇、能够酣畅淋漓地满足物质一肉体欲望,对团结互助、充满友爱之情的理想人际关系的追求,和对保障人身安全与安居乐业的理想秩序的向往。考察这部小说及其传播表现的社会理想,是探索中国“小传统”文化中社会思想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我们把握民间社会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众的影响。     

论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与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是中国社会学建构自主知识的重要实践。由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农村调查,与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社会调查方法,在知识型态和理念上是相通相契的,所以社会学能够把毛泽东的这些成果引入自身的知识体系。由此,虽然毛泽东并未表现出生产社会学知识的主观自觉,但是他的声望权威及思想学说有助于社会学学科建设,于是社会学从自主知识建构的主体需要出发,主动将毛泽东及其思想学说“拿来”,从而既使社会学自身的社会分层研究和调查方法建设得到提升优化,也使毛泽东的阶级学说和调查思想得以社会学化。这种基于知识通契的自主“拿来”,使得社会学学科与毛泽东之间形成了实质性关联,也使我们将社会学家这一身份名号赋予毛泽东成为可能。澄清这一知识生产的学理逻辑,对于社会学援引学科外部知识,具有认识论意义。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品格论略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本质,但现代与传统之间并不完全断裂。中国社会思想史力图沟通传统与现代,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建立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同一性,进而发现当下社会的特质。历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家的行动实践背后,都有强烈的秩序诉求,重在发掘传统思想现代生命力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与以秩序为中心的社会学形成同构。凭藉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思想,由此就确立了独特的社会学品格,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因此具备了社会学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