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

进化史观的传播,新史学思潮的初步确立,冲击着传统学术史的编纂方式。进入二十世纪后,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体学术史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在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的历程中,出现了象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学变》等用新观点、新方法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对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做较为系统的分析,兼顾对其他用新观点写出的学术史著作进行阐释。     

20世纪史家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反思与实践

纪事本末体是传统历史编纂体裁中的“第三极”,经过近代史家的反思和改造,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史书体裁.当代史家在接续近代史家历史编纂思想和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当代特定的历史情势和时代思潮,吸收传统史书体裁的精华和西方章节体史书的优势,化合中西体裁体例,以弥补纪事本末体之不足,在纪事本末体的编纂实践中突出历史事件的价值与地位,注意拓展纪事本末体记载史事的纵横范围,增强纪事本末体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在纪事本末体的改造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晚清典志体史书的历史观探析

典志体史书是历史编撰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史书体裁,是中国古典文献中专门分类汇辑与论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典章制度的书籍,在历史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是典志体史书大放异彩的非常重要的时期,文章试图着重对晚清典志体史书的历史观作出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对这一时期的典志体史书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有个宏观的了解和把握。     

清末皖人与日本交往述论

自1871年以来,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密切。在中日关系的建立和文化交往中,皖人和其他省份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李鸿章与中日建交、驻日使馆里的皖人与日本、皖人与赴日教育考察等内容构成了皖人与日本交往的主线;皖人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代以来中日交往的历史线索。     

《光绪会典》纂修研究

光绪会典纂修是在清代史馆制度转型时期出现的。晚清财政吃紧,光绪会典馆经费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将光绪会典置于晚清典志体史书勃兴的大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光绪会典的人员选拔有多种方式,其选人标准在于馆部联贯和精通地理、善绘舆图,体现了“用人宜变通”原则,由此网罗了一批俊彦、硕儒从事会典编纂。光绪会典馆也无法避免清代史馆的弊端,出现了滥保、争夺提调和总纂权等问题,会典馆内部围绕是否设图上提调、会典编纂中的奖叙等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议和冲突。     

理初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以俞正燮、程恩泽为例

理初学派,是清代嘉道时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该派的创始人为皖派著名学者俞正燮.理初学派以俞正燮、程恩泽为首,其他核心成员有汪文台、汤球、程鸿诏等.该派在历史地理研究上既承续乾嘉学派,又独具特色.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考据,但又能将考据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在边疆地理学和地名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为清代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析论

时代的变动和进化史观的传播,使清末民初的史学进入新史学时期(近代史学的确立期)。为适应新式学堂的蓬勃发展和传播历史知识的需要,一批具有新的编撰体例和指导思想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成为新史学时期绚丽的风景。文章揭示了历史教科书兴起的背景以及在指导思想和编纂方面的特点。     

近代历史编纂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近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时代条件变动的影响,中国历史编纂模式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围绕历史编纂与时代条件的关系、历史编纂变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编纂结构的改造等方面,中国近代史家作出了颇富特色的论述和改造,他们的一些论述与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代正统论的嬗变及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西方的历史编纂理论、体裁体例等开始输入到近代中国,客观上成为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正统论作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在近代出现了颇为有趣的演变,即在前期（1840-1860年）仍受到史学家的关注,并在具体的史书实践中得到贯彻;从1860年到新史学思潮兴起前,一些史学家已经认识到正统论的不足,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作用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开来;新史学思潮兴起后,正统论遭到近代史学家的尖锐批判,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探索近代正统论的演进路径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对于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不仅有丰富绚烂的史书体裁、体例,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也有颇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后者是支撑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