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再思及其他

<正> 最近几年,随着某些现代文学理论的流行,人们对《长恨歌》主题思想的讽谕性质,越来越趋向于否定。有的文章甚至说:“在这首长歌中,除了爱情,再无其他。”《长恨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否存在一个讽谕主题,这要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来考察。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脱离开《长恨歌》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而以某种常常只适用于现当代文学甚至外国文学的新潮理论去附会,或者按照故事情节的前后发展、作者感情的前后变化,孤立地对作品作肢解式的剖析,是很难得出准确结论的。     

论李商隐诗歌中的“殉道”精神及审美特征

处于晚唐时期的李商隐，同当时绝大多数诗人的群体性心态一样，对现实抱有狂澜难挽、事不可为的绝望心态；但与众多晚唐诗人迥异的是，李商隐并没有避开灾难重重的末代社会，并没有放弃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他的作品中始终贯彻着一种“殉道”精神。李商隐的“殉道者”心态，使他的诗歌带有一种迥异于众的审美特征，即所谓感伤美、残缺美、朦胧美等     

应当公正对待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和讽谕诗创作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并认为白氏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诗歌理论与讽谕实践坚持到底     

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白居易对中唐虚美文风的批判及其他

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作家,既不能在丑恶现象面前保持沉默甚至美化痈疽,也不能单凭义愤,把现实涂抹成漆黑一团。他应当而且必须承担起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双重职责,驭好自己的“两驾马车”。在这一点上,古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对中唐虚美文风的批判和他的讽谕诗创作,向我们提供了若干具有借鉴价值的历史经验。     

“亲风雅”—唐代诗歌批评的一项基本标准

<正> 谈到唐代诗歌的繁荣和健康发展,研究者们分析出若干原因,然而有一个原因,却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诗歌批评的正确引导和有力推动。一唐代诗歌批评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在创作题材和创作内容上,明确提出并合理掌握一项基本的批评标准——“风雅”标准。陈子昂以“风雅”、“兴寄”革除齐梁遗毒的“采丽竞繁”;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以扫荡“艳薄斯极”的梁陈诗风、恢复“风雅”古道为已     

“亲风雅”——唐代诗歌批评的一项基本标准

本文在唐代诗歌繁荣发展的背后,发现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原因:诗歌批评的正确引导和有力推动。文章认为,唐代诗歌批评对“风雅”标准的坚持和灵活运用,不断调整偏颇,形成了显明的“风雅”精神,从而使唐代诗歌既有了直面现实反映社会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未限制题材流派的多样化,这就保证了唐代诗歌总体发展的正确方向     

初盛唐诗人的另一种人生追求──兼探李白游仙诗、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内蕴

本文以李白的游仙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为依据，颇为深入地论述了盛唐诗人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以外的另一种人生追求──淡泊名利，皈依自然，寻求另一片自由自在的人生天地。并揭示了这“另一种人生追求”与道、释之间的思想渊源，指出这种人生追求与那种消极避世的衰世、乱世的绝望的哀吟不同，它同样是封建盛世所激发起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洋溢着乐观情绪的理想追求。     

追求者的歌唱和绝望者的哀吟─—“大历继王维说”质疑

追求者的歌唱和绝望者的哀吟─—“大历继王维说”质疑王金焕，荆立民最早提出大历、王维一脉相承这一观点的是高仲武和司空图。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说：钱起“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内雄”。他在介绍郎土元时又说：“右丞以往，（郎）与钱（起）更...     

批判《长恨歌》研究中的資产阶級观点

近年来,在关于《长恨歌》的讨论中流行着相当多的“抹煞阶级界限”的观点,为了引导读者正确地认识这首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古典诗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以及它在今天还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加以批判,并提出一些我的看法和同志们商榷。一周来祥同志在《关于<长恨歌>的主題思想及其爭论》一文中说:《长恨歌》的主題思想是“歌颂了人类生活中那些美丽     

“脱离现实”辨——再论山水诗的历史地位和产生的原因

在各类题材的诗歌中,山水诗历来被视为“脱离现实”的作品,在为数众多的诗人中,山水诗人历来被视为“脱离现实”的作家。这种责备,表面上看去,似乎有理:当战乱纷起,生民涂炭,政治腐败,国步维艰的时刻,诗人却躲入碧水青山之间,“浮舟往来”,“啸咏终日”,这不叫作脱离现实,又该叫作什么?但是,紧跟着这种责备,却也跑来了两个回避不得的问题: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艺术所反映或者所应反映的“现实”,是否仅仅限于社会现实?如果古代诗人个个执著和奔忙于“国之利弊”,“民之休戚”,会不会有山水诗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