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性论之流变

人性善恶是哲学思想史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十分重视。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不同时代的贤哲有不同的观点和论述。孟子以人有四端言人性善,荀子因人好利恶害、贫愿富、贱愿贵而云人性恶,汉唐思想家据善恶之异,将人性分为三品,宋理学家分先天与后天之人性,言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清儒以智,人也;不智,禽兽也,竭力张扬人性之善。不同时期的善恶之辩,争辩的目标指向各不相同,善恶内涵也因此发生变化。     

程颐《孟子》学探析

程颐深刻、系统地阐发孟子的道德性命之学,揭示孟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为《孟子》升格为经提供了学理依据,使之成为理学不可或缺的根基。他学习先秦儒家宗师的经验,摈弃沉溺章句训诂的旧习,以独抒心得的"讲习"方式贯彻"明道"优先的原则,开创了以义理说经的新学风。他提出先读《论语》、《孟子》的治经次序,为突出《孟子》的经典地位、扩大儒学基本理论的传播,开启了一条简捷有效的新路。     

“和谐”思想的渊源及时代价值

和谐思想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派别，而是中国传统多元文化的共同精神，人自我身心之和谐、人与人之和谐、族群以及国家之间的和谐、人类与自然之和谐，构成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和谐思想，并成为中国当代和谐文化重要的思想资源。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从不同侧面丰富发展了和谐思想。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