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评《楚文学史》

蔡靖泉所著《楚文学史》（以下简称蔡著），是《楚学文库》（此套丛书于1996年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之一种，展现了作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成果。先秦的楚地文学创作是整个先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后世的文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对楚文学的发展历史的探索，在其自身所具有的意义之外，也能通过比较而揭示出整个先秦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蔡著分背景编、神话编、文学编三部分，从楚地的历史发展及其政治、经济、风俗等诸多方面来论析楚人的文化特色及其艺术精神的形成，并通过楚文…     

试论汉上游女传说之文化意蕴——兼论与屈宋作品中“求女”的联系

本文以汉上游女传说为楚地特有的神女传说的代表，分析了游女所佩玉珠实为生育的象征，并与古帝圣王的诞生相联系。认为持珠的神女不仅代表着女性的全部的美好，代表着人们记忆中的一个辉煌的时代，而且是这辉煌的创造之源。因此，传说中的郑交甫请佩而求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好色，而是表达了人们追怀过去的情感，向生命之本原的回归。而人们之所以向历史去寻找希望与支持，只是由于对现实感到失望，对前途感到渺茫。既然这种指向过去的追求与期待是基于情感与心理的需要，与现实相遇则是注定要失败的，希望与失望、追求与失落就构成了汉上游女传说所特有的意蕴。屈原、宋玉的作品对中国文学艺术以求女不成而隐喻理想追求失落这一特色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但究其根由，屈、宋作品中的求女意象与以汉上游女为代表的楚地民间的神女传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楚地的民间传说滋育了楚辞中著名的“美人之喻”     

唐人綦毋潜生平中几个问题的考辨

綦毋潜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诗人,其生平事迹,世人所知甚少,.目前有关綦毋潜事迹的考证,主要有马茂元《綦毋潜里贯仕履及诗》(《唐诗札丛》,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4辑),傅如一《綦毋潜生平事迹考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以下简称《考辨》),陈铁民执写的《唐才子传校笺》中“綦毋潜传”笺注(以下简称《校笺》),及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的有关论述.经数家检索查考,潜之身世渐明.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几家却各持一说,歧异颇大.问题主要集中在綦母潜的乡贯及其江东别业所在、任宜寿尉及初次归隐的时间上.本文拟就此四个问题,辨析诸家之说,出以新证,以期有所澄清.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遏”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遏的命运感伤而弘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     

《诗经》学在三至九世纪的传播与接受

在<诗经>学的传播与接受历史中,三至九世纪这一时段,往往被归入汉学系统而为学者所忽略.事实上,就<毛诗>的地位及其研究变化而言,三至九世纪是不容忽视的历史阶段.三至九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与隋唐的统一与强盛,<诗经>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轨迹.汉代本在民间流传的<毛诗>成为官学中的唯一教本,经过唐人的修撰而颁行天下.而<毛诗正义>在继续汉代章句之学的同时,也吸收了魏晋人的某些成果以及义疏学的新路径,并且糅进了一些文学解读的因素,揭开了宋代<诗经>学发展的序幕.     

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由西汉而至东汉 ,士人对“不遇”问题有一个由感伤而走向思考的情感历程 ,而他们对屈原的阅读评价也有一个从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问题中 ,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们动情的触媒 ,思考的参照 ,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们特别深切的关注 ,而这样一种关切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于是 ,在他们的情感活动中 ,阅读屈原与思考自身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激发 ,促动着情感活动的深入 ,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就随同对“不遇”问题的认识而发生变化。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 ,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 ,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 ,他们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 ,遂汲取儒学尊道自贵的人格力量 ,将退避自守的无奈转化为持文娱道的自觉 ,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静来面对命运的坎坷。这样 ,他们的阅读屈原也就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 ,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规范 ,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 ,屈原形象中的个人愤世之情被弱化 ,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 ,并从此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     

名士与《离骚》──论两晋士人的屈原解读及其意义

两晋士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显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士文化特征。两晋士人不同于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认识，他们抹去了屈原头上的道德光环，主要推重屈原的才华，反映了汉末以后思潮的新变。魏晋时代对才的颂扬是士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动摇、玄学的盛行、才性论以及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论等风潮的流行，肯定了士的独立价值，突出了士的个体地位，承认个人情感的合理性，这些都从理论上为两晋名士们的狂放行为推波助澜。因此，两晋士人走出了汉人忠君守志的政治道德的限定，表现出对士人之自由精神的历史追寻。两晋时期对屈原作品的模拟亦不同于汉人，即体现新思潮下士人对屈原的新的认识和理解。两晋士人对屈原的阐释解读，揭示了屈原复杂的情感内涵，而且将之汇入标尚个性自由的名士风度，构成了士人传统中相当重要的以个性情感为重的文化性格。     

论两晋名士对屈原的解读及其意义

论两晋名士对屈原的解读及其意义蒋方屈原，就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而言，尤其是对于传统的士文化而言，其品格的重要性远过于他对文学的贡献。秦汉封建帝国的建立，结束了春秋战国的游士之风。两汉四百年间独尊儒学，奠定了封建士文化的基本品格。屈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高...     

《渭南文集》的编纂与流传

~~《渭南文集》的编纂与流传@蒋方$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