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的传抄、阅读和接受

在清代文化政策的高压之下,《明夷待访录》始终处在思想潜流之中。道咸之际,《明夷待访录》在广东和江南重新刊刻,这些刊本的背后代表着抄本的积累以及学者思想旨趣的转移。新见薛福成和袁昶的抄本以及其他《明夷待访录》抄校本,不仅体现了抄本与刻本的接力,更展示出咸丰以降士人群体转相传抄《明夷待访录》的盛况。同治年间以金陵书局为中心,士林形成了抄录、阅读和讨论《明夷待访录》的新风尚。然而学人对《明夷待访录》中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困惑和异议,对其的否定和批评构成了时代的一般看法。撰成于清初而到晚清大放异彩的《明夷待访录》并非百年无闻,而是以抄本形式隐隐流传,士林对其的认识亦曲折多变。借由多部新见《明夷待访录》抄本,不仅可以一窥抄本文化中展现的思想活力,同时可见清代中后期士人政治理念的分裂与变异。     

同光之际的西礼知识、体验与译介

随着外使入觐问题引起争议，“西礼”成为同治朝野普遍关心的议题。有关西礼形制与规模的种种知识使儒家觐礼的政治意涵被普遍化，引发士林重新看待中西礼仪之争，也为清廷在被迫接受外使以西礼入觐时留有一定的思想回旋余地。光绪初年，清廷对外派驻使团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觐见礼仪呈现在清代士人面前，西礼概念开始出现分化，不同的觐见仪式被出使者的旅行书写记录下来。郭嵩焘使团的翻译张德彝利用英国礼仪手册和官方文书译为《朝眷会规》，成为晚清士人首次译介的西方礼仪文献。借由还原这一文本的英文文献来源和翻译过程，不仅可以深入理解西礼由知识、体验转化为文本的具体历程，也可以考察晚清士人对西方政教的接受尺度。对西礼的体验与译介不仅为国人提供了重新看待中西关系的思想契机，也开启了近代中国西礼东渐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