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历史的变奏: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

自然概念是现代政治自主性的逻辑起点,它表现为启蒙哲人把人性的自然维度确立为社会生活的根据和最终目的,由此产生了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法权体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拒斥了启蒙政治对人的自然主义态度,认为人的存在是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果、是历史的生成过程,共产主义是以人的现实存在为根据不断变革不合理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实现了政治哲学的存在论转向.     

论康德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

关于康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历来争讼不已。应该说,康德政治哲学缘于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康德通过先验道德哲学批判了霍布斯以来的启蒙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又以实践理性重构了启蒙的个人权利思想,论证了自由主义法制国家的现实性。在道德和法之间,康德恪守其各自的界限,从而既规避了卢梭式的道德政治所具有的革命风险,同时又赋予了自由主义政治以一种深刻的道德尊严。康德哲学深化了启蒙。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契约论传统

由霍布斯开启,经过洛克和卢梭直到康德的契约论传统,开辟了西方政治的现代化时期,它旨在实现以个人为目的、以普遍性立法的市民社会理想。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认为,由于契约论政治立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其承诺的普遍主义的人道理想具有抽象性和形式化的特征,结果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把契约论的政治模型创造性地改写为社会领域内自由生产者联合的理论构想,从而为现代性的人道理想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控制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马克思认为,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更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但生产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体,由竞争规律的强制所导致的低收入和充分消费之间的悖论,使再生产遇到它的内在界限。为了克服这个界限,早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运动开启了对“外界”的内在化;在后工业社会中,又以构建“消费社会”来实现对“主体”的内在化,进而把整个经济过程都纳入资本内部。20世纪晚期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资本的内在化运动达到极致,资本主义进入“控制社会”阶段。在控制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不仅掌控了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并且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由此造成更严峻的生存异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吸纳既再生产了自身关系,也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正义观变革视野中的斯密、李嘉图、马克思

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斯密率先把社会正义问题的探讨置于经济学语境中,并以交换正义论作为规范社会的来源。李嘉图社会主义则从劳动价值论出发,通过诉求劳动者应得"公平的份额",从而致力于分配正义论的建构。但由于李嘉图社会主义更多地聚焦于财富的分配领域,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结果使社会主义沦为乌托邦。马克思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据"生产正义"而想象的,它奠基于对生产关系合理性建构。社会主义作为劳动的共同体,代表了人类共同生活的新精神。在今天,重温正义观念的历史变迁,对于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正义论,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和参照价值。     

市民社会与人的解放: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唯物史观

综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把政治异化归咎于社会异化,并从法与政治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财产权和经济视角对市民社会的历史叙事,打破了传统思辨理性主义的社会概念,为马克思最终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二者的分歧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止步于市民社会的合法性论证,它在其本意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而马克思通过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社会和历史的平面上回归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论,为实现真正人的自由的社会敞开了现实的道路。?更多还原     

从政治观念论到社会理论:斯密、康德与黑格尔

在近代思想史上,亚当·斯密开辟了现代社会理论传统,以一种对市民社会的经验性分析取代了政治观念论的方法,确立了现代政治的核心是市民社会。与此同时,康德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了观念论的超越性,通过把现代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哲学的先验反思中,克服市民社会的自然主义维度。最后,黑格尔立足于整个现代性的成就之上,把市民社会重新纳入到政治观念论的反思系统中,努力促成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伦理统一。黑格尔对政治哲学中经济—政治关系的这一深度阐释,敞开了通向理解马克思实现西方政治哲学革命的根本出路。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综合,敞开了通向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革命的根本出路。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治理与社会主义——以反思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诘难为契机

根据福柯的分析,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近代政治哲学的理解现代社会的理论范式。与政治哲学采取的法权规范性论证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根据治理实践的效用原则展开的自由市场的合法性叙事,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治理技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批判。具体而言,马克思的理论中内含着对经济自由主义有关“市场真言化”和“效用估算”两个治理原则的系统性批判,呈现出政治经济学所自恃的“自然的自由”的虚妄性。在方法论层面,如果说政治经济学的治理术以对“经济人”的合理性行为的假设为前提,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理论为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治理奠定了认识论基础,进而证明福柯等人关于社会主义没有治理的断言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