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文本的经传结构及其文体培育功能

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经典,并且为经作传之风盛行.<墨子>、<文子>、<管子>、<韩非子>均有以经传结构出现的篇目,在文本形态上各具特征.先泰诸子经传结构的文本形态,对于格言警句体、说体、专论体作品均有培育功能,甚至在连珠体和骈体赋的用典中,也可以见到先秦诸子经传结构文本形态的痕迹.     

《庄子》中的神巫角色考说

<庄子>中的神巫季成和巫成都是以上古传说中的神巫巫成为原型,从他们的称谓及相关文献中可以找到依据.<天运>中的巫成借用了神巫的原名,作为传道者得到肯定;<应帝王>中的季威作为得道者壶子的陪衬而被否定,他的称谓是对巫成之名的改造.<庄子>对出于同一原型的两个角色态度迥异,是论道的需要.描写两位巫师的词语,或突出其神异性,或借助词语歧义隐晦表达观点.由于<庄子>出自多人之手,对巫师所持的态度时有矛盾,但先秦巫术的发展状况和庄子学派的哲学理念,则是这一现象深层的社会原因.<庄子>对巫师角色的艺术塑造,体现出先秦哲人超越巫术的理性精神及其文章的神秘色彩.     

《庄子》"旁礴万物以为一"理念及其文学显现

“旁礴万物以为一”是《庄子》道论的重要理念。旁礴指的是广泛覆盖、兼容并包,它的这种含义从文字构形上可以找到根据,在《庄子》书中一以贯之,并在先秦两汉及后代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旁礴万物以为一”,指的是包容万物,万物一体。《庄子》一书在表现这种理念时,塑造了藐姑射神人、北海若和大公调三个崇高形象,创造出广远、至德、死亡三种雄奇、瑰怪的艺术境界和场面,凸显了这一理念的理性因素和审美意蕴,从而也使哲学理念文学化、艺术化。     

寻绎《道德经》的体系性与人文性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普及版的道家阐释

《老子》哲学对当代社会和人生的引导功能涉及加强学术世界对其理论阐释的精巧性和扩大其思想在当下社会的大众传播两条路径,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普及版便是这样一部新作.简洁、明晰的思辨性语言将形而上的"不可道之道"转化为"可道"的人生修养境界和社会问题批判.陈先生关于道家哲学的种种理解,化整为零,融入《老子》81章的注译、导读和点评中;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建构,使全书思想的系统性得以强化;论题提点和文献抛引,又为读者留下拓殖空间.普及版纠正学界对《老子》的误解以及加强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彰显出陈先生的学术使命和人文情怀.     

大美自然：庄子与爱默生自然体验的审美会通

语词意义的交集是跨文化思想共性研究的基石。宇宙自然和天地大美是美国哲学家爱默生的散文与中国道家经典《庄子》论美的焦点。爱默生的《论自然》把世界万物的构成之法界定为Beauty,并认为自然之美是宇宙的一种表达。《庄子》则表述为天地大美,与道家的核心范畴“道”紧密相关。在中国文化中,汉字“美”作为天地之象有其文字学基础,“美”的字形最初即象征预示吉凶的自然天象。文章通过词语溯源和文本的对比分析,辨析出汉字“美”的初始意义、《庄子》大美的深层意蕴与爱默生作品中Beauty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并通过梳理书中对大海、丛林、时序、季候、晨曦、荒野等自然事象的书写和体验,总结出两部典籍的作者从大自然中悟出博大、和谐、光明、超越的审美属性,使精神获得提升。《庄子》阐释蕴藏于自然事物中的道性,借助的是寓言故事;爱默生的自然意象书写,表达的是对自然中隐匿的精神之我,即“超灵”的体悟。充满诗意的形象化语言,成为中美哲人穿越性精神交会的媒介。     

《庄子》书中山名的考索

<庄子>书中出现的山,都是为展示道境而设置,或实或虚,其名称的由来渠道多样.藐姑射之山和空同之山以晋文化为背景,前者对已有的传说采用空间挪移手法,后者则是对晋地的相关传说加以勾连.具茨之山是以楚文化为背景,与黄帝成仙传说的地域密切相关.<庄子>对昆仑山则采用或明或暗的称谓方式,对它的描写用色彩和方位加以象征.     

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

<楚辞·天问>中的"帝何竺之"是解读作品的难点之一,从古到今一直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竺字的含义与毒字相同,它们在先秦楚文学作品<老子>、<庄子>和<天问>中分别出现,并且具有一以贯之的意义,指的都是相通、通达.<天问>中的"帝何竺之",反映的是古代天人相通、人神感应观念.毒、竺是先秦通用的楚语,保留了它的原始含义.     

孔子的人生之乐及其文学演绎

孔子的社会实践丰富多彩,旷达的人生态度使他体验到诸多的人生之乐,如学习之乐、朋友相聚之乐、赏乐之乐、山水之乐。孔子的人生之乐具有自己的规定性。随着儒家学派的确立,孔子被神化,也被文学化,战国到两汉期间,以《论语》记载的孔子人生之乐为基础,演绎出许多富有文学色彩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选取的是最能代表孔子人生之乐的事象,在题材选择方面具有典型性,合乎文学创作的规律,推动了文学发展和文体的生成演变。     

从法学命题到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论《尚书》和《文心雕龙》中的“辞尚体要”

《尚书·毕命》中的“辞尚体要”,属于法学命题,所言对象是诉讼办案,强调言辞整体样式的中正、得当;《文心雕龙》将“辞尚体要”主张置于征圣、宗经前提下,带有为文学写作立法的性质,它继承了《毕命》的批判精神,批判对象却由社会恶习转向浮靡文风。在论述结构上,《尚书》中的“体要”,虽强调中正,又兼含关键、简约之义,反映出上古时代汉语词义的混沌性;《文心雕龙》强调文学语言的规范、得当,将中正之义发展为折中的文论思想。“辞尚体要”之“要”,常表达纲领、关键、根本之义,简约之义则由“约”字取代,然而这一点往往为后人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