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以及儒学只能成为“托之空言”的论说，而不再是一种“见之行事”的生活方式，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这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基础

学科的形成在于特定的知识类型为基础的知识论以及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论并不是认知型的知识论,而是理解型的知识论(包括解释型和扩展型的知识论)。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方法论也不是面向求知的“认知型”的方法论,而是教育实践型方法论,即“理性的学理分析型”的教育方法论。     

作为一门艺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

哲学教育应该讲究符合哲学本性的独特的教学方法。     

龙与God，文化误读的典例及比较分析——兼议文化交流中核心概念的翻译问题

文化误读产生于文化集体无意识偏见或有意识比附归化，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龙在中国文化里的文化表征被西方翻译成“Dragon”，是无意识偏见的结果。“God”汉译为“上帝”或“天主”，是有意识“归化”的结果。误译加深了中西文化隔膜，这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四进四出始终未能扎根的重要原因。这种文化误读对中国西方观以及西方中国观的嬗变有重大影响。涉及核心概念时，最好直译或音译。     

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儒家本位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来华而产生的“儒家天主教徒”这一独特群体,是当时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耶儒融合的结果.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题下,“儒家天主教徒”始终坚持儒家本位.     

儒学与宗教对话:以“儒家基督徒”为视角

"儒家基督徒"特指明末清初以来服膺、实践儒家存在方式并认信基督为终极信仰的知识性个体."儒家基督徒"具有其合理性存在的思想资源和儒学与基督教历史性对话的历史经验.关于"儒家基督徒"的论说为儒学与基督教对话提供了有趣而艰难的视角.     

形而上学·技术·存在

技术问题是海德格尔后期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技术的本质在于座架,有着形而上学的根源。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同他毕生以思的主题———追问存在的意义紧密相连。     

艾克哈特"神原"与老子"道"之比较研究

作为神学家的艾克哈特的中心思想当然是神人密契问题,老子也绝不是要建构纯粹的形而上学系统,其目的是达到道家式的天人合一状态.艾克哈特思想中的"神原"与老子的"道"的概念体现了神秘主义思想关于人的超越性问题思考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本根"是神的存在的纯粹潜能状态,"神原"是神的本源,二者都"非存有",但不是虚无."道"(无)是比"有"(一)更先在的状态."神原"与"道"具有内涵、功能和否定性言说方式的一致性,都是各自思想体系的最基础概念,是东西方神秘主义灵修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荀子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合法性问题

学科的合法性是指学科形成的学理上的合理性和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学理上的合 理性取决于特定的知识类型为基础的知识论以及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知识论并不是认知型的知识论,而是理解型的知识论(包括诠释型和扩展型的知识论). 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方法论也不是面向求知的认知型方法论,而是 寻求意义的理解型方法论和理性分析的教育实践型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存在的现实必要性主要是满足社会精神层面的价值系统重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