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本文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 ,从“问题意识”、作为“过程”的制度史、作为“关系”的制度史、严格学术规范 ,加强学术交流四个层面阐释了什么是“活”的制度史 ,以及如何才能将制度史研究做“活”的问题     

关于“泥马渡康王”

“泥马渡康王”传说中的救助过宋高宗赵构的神人崔府君，受到了南宋的尊崇与封赐。这一故事的传市，与宋高宗“神道设教”、稳定政权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对于故事内容及其流传背景的考释，有助于我们分析理解南宋前期的政治形势。     

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司马光《奏弹王安石》辨伪

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十七中,收有一篇《奏弹王安石表》,全文如下: 熙宁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台上疏:参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奸诈,荧惑圣聪,及公亮等各务依违,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窃以《易》喻履霜,示为君制臣之术;《书》戒作福,明凶国害家之常。《易》、《书》之义,其知几乎!君子见几,不俟终日,是以自古君无过失而臣不好欺,盖知其几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来,日慎一日,闻过则喜,从谏如流;四方翘企以望     

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以中日韩学界对于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为例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研究,是中日韩学界的传统长项,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尽管近些年学者的关注重心有多元化的趋势,政治史独尊独大的地位不复存在,但东亚学界固有的传统优势并未丧失。①就宋代政治史研究而言,总体上讲,中日韩学者都比较注重框架性的问题,都存在理论探索方面的     

主持人语

正历史学的要旨在于反思。既要对学术进展有所反省有所推进,更要对历史现象的实质予以揭示予以评断。任何时代的制度及社会文化特征都非孤立存在,值得综合探索,以求达到鞭辟入里的境界。本期"宋史研究"栏目刊发的论文,既有资深学者的力作,也有青年学人的篇章。《宋徽宗时的诸局所钱物》一文,梳理了北宋末年诸局所的演变脉络,指出其搜刮本质,进而批判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奢靡风气及其根源。《北宋东京街巷的空间特性》一文,则尝试自"空间"角度观察北宋东京的时     

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有关"道理最大"的对话之意义,在于它反映出当时决策层施政措置中明显的理性趋向."道理最大"说建立起一种独立于君主欲念之外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君王至上"体制的一种精神限制.而经士大夫筛选,寄托着他们理念的"祖宗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对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     

“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

赵宋的“祖宗家法” ,实际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宋朝“祖宗家法”的提出 ,与宋人在讲求义理的新形势下对李唐、五代政事的反思有关 ,也与唐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以及士大夫家族对于“正家之法”的重视有关。循故事、沿祖制治国 ,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习见之事。赵宋统治者强调“继述父祖基业” ,“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 ,既是标榜“家国一体” ,祗奉祖制的结果 ,又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作为帝王之家的“家法” ,它从根本精神上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