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愿论及其普遍有效性——关于道德判断根据的考察之四

意愿论将应事者的意愿作为道德判断的最终根据,其经典表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要尊重应事者的意愿,即不强迫应事者,就能保证应事者的利益与交往整体的利益都不减少,则施事行为就不是不道德的,因此,意愿论有助于增进人类福利。由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分别作为一阶规则、二阶规则与三阶规则来使用,分别处理交往中的单个事件、一类事件与规则,这使意愿论具有普遍有效性。意愿论兼具动机论、效果论与规则论之优点,且能规避三者之不足。     

论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

春秋时期,在诸侯争霸的大背景下,时有小国受大国指使,服从于大国之目的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这种战争乃是代理战争。《左传》一共记载了12次代理战争,据之可以归纳出代理战争的八个特征。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代理战争的实质相同,都是大国争夺体系霸权的一种具体手段。     

三次大变局与人类命运 ——从知识生产到生活形态的巨变

基于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 最重要的活动这一命题,可以建立理解人类文明的理论坐标,并借之描述文明史的基本变迁.人类已经历两次大变局,第一次是轴心时代,第二次是现代转型,而第三次尚处于早期.在第三次人类大变局中,在知识生产层面,机器可以进行间接知识生产;在劳动形态层面,重复劳动被大量替代;在经济形态层面,商品经济很可能被打破;在政治形态层面,技术权力可能成为独立主体;在生活形态层面,个体可能成为技术奴隶.第三次大变局正在改变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使之从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演变为人与技术的矛盾,即人性很可能无法驾驭飞速发展的技术并最终导致人类文明困局.第三次大变局是人类史上的最大变局,存在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而现代文明并未作好应对准备.     

以史为鉴如何可能——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

以史为鉴这种实用历史观在中西方都很盛行,它乃是通过历史上的事件为人们提供一种认知,亦即行动指示,而其根据在于历史具有"问题+方法+效用"的生存结构。这个结构的展开,使古人和今人都面对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方法(即常规事件),从而使历史可以为后人提供行动指示。但是,从知识生产视角看,由于以史为鉴所必须借助的归纳法并不具有严格性,且人们总要不断面对新问题、创造新方法(即面对特殊事件),因而以史为鉴的可靠性有限,其局限表现为:对于没有太大必要解释的常规事件,历史倒经常可以提供比较可靠的解释;而对于非常必要解释的特殊事件,历史却很难提供比较可靠的解释。     

中华文明的断裂与赓续——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

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由之衍生出人类文明的各种具体形式。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所遭遇的挑战的本质,是以现代科学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知识生产方式对中华文明落后知识生产方式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中华文明不得不广泛而深刻地放弃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技术、社会治理方式、公共交往方式、伦理特征、风俗礼仪等,从而使这些方面呈现出断裂特征。当然,这种断裂总体是进步的。要使中华文明有效赓续甚至超越西方,最重要的是,它必须以汉语为载体,在知识生产上为人类作出贡献。     

中华认同的形成

华夏族民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保持着对本文明体系的高度认同，并且这种认同对这个体系作为一个庞大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统一，以及体系内各种交往的有效进行，发挥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能像中华文明这样在一个广大区域内数千年保持高度认同的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绝无仅有。     

误解科学与错失法治:“五四”运动的两大缺陷

尽管"五四"运动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严重缺陷。"五四"运动没有认识到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其次才是具体的知识;科学与技术不同;科学不仅是一种精神和态度,更是一种技术和能力。更为严重的是,"五四"运动几乎完全无视法治的重要价值。"五四"人物没有认识到可控性这一因素,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仍陷于古代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窠臼。我们今天既要继承"五四",也要反思"五四",批判其不足,才能超越"五四",也才能实现"五四"的初心。     

断裂与传承: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问题——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例

中国几千年的统绪在近代被打断或扰乱了.伴随着政统的裂变,学统也发生了裂变,道统也就无法不裂变.以"中国哲学"界具有师生关系的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三代学者为个例,分析"五四"以来学者面对这个巨大断裂,在不依托旧制度的情势下如何努力重建、赓续学统,赓续斯文,赓续历史.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方法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问题,即无法摆脱时西学的依傍而自立,使它既无法在其产生与处身的现代建立学统,也无法有效赓续古代历史.学者之努力与斯文之断裂,也就相互交织,并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