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鲁迅文明论”研究的多重路径

近些年来,建构一条从鲁迅经验出发的新文明之路,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先后建构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偏至论”、反思后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力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复古论”、以东西瓯脱间为方法的“第三条道路论”,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文明观、内部文明观、否定性文明观等等。但是,这些“鲁迅文明论”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更多关注早期鲁迅,割裂了鲁迅一生所经历的文明复古论、文明等级论、文明革命论三个阶段,因而有必要提出“通三统”的命题,建构指向第三样时代的“文明新宗论”。     

周公馆的客厅和视觉回忆

周公馆的客厅是一个虚拟的历史空间，一切都是为了回忆一个“活着的死人”—侍萍，对周朴园个人来说这是一种怀旧和赎罪的精神需要，但建立“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的现实需要让他重构了记忆，并营造出一个“三十年前”的时空，目的是让家人按照过去的价值规范来行动，这样“死人”就控制了“活人”，然而过去和当今的融合最终带来的是悲剧的再次重复，也让我们看到了回忆的真实性的脆弱。     

读《传媒时代的文学》

“将现代传媒引入文学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这既是近年来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也可以看作为学术界的一种自救行为”，周海波教授的新著《传媒时代的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这句简明扼要的开篇词点出了学术界目前面临售勺困境。如果说传媒研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自救行为，那么《传媒时代的文学》则应算是作者针对当下传媒研究的困境来寻求突破的一个自救行为。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

作为一个不断重构的历史概念,"中国现代文学"指涉了文学观念、文学样态和学科命名多个层面,它的内涵和外延几度变化,形成了凸显和遮蔽反复纠缠的现象,这是不同时期学科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反映.其实概念演变的背后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民族国家的背景和何谓"现代"的追问是理解概念的关键.从文学角度和长时段来看,这种对"现代"立场的坚守其合法性是有限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

作为一个不断重构的历史概念,"中国现代文学"指涉了文学观念、文学样态和学科命名多个层面,它的内涵和外延几度变化,形成了凸显和遮蔽反复纠缠的现象,这是不同时期学科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反映。其实概念演变的背后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民族国家的背景和何谓"现代"的追问是理解概念的关键。从文学角度和长时段来看,这种对"现代"立场的坚守其合法性是有限的。     

国民革命大潮中的“火老鸦”——鲁迅与厦大学潮重探

1927年初的厦大学潮,并非是一个普通的校内学潮。由于鲁迅不断“鼓动空气”,引发了青年学生思想的激进化,在接到中山大学的聘书之后,为了从厦大脱身,鲁迅有意利用学生对校政的不满,散布自己被迫离开的消息,引发了学生的“挽留运动”,而国共两党适时跟进,再次掀起“改革厦大运动”,最终以厦大实行党化教育而告终。鲁迅也由此获得了“火老鸦”的称号,成为革命党争相拉拢的“青年叛徒的领袖”,但是鲁迅对青年和学潮的态度是复杂多面的,有扶持也有利用,有革命性也有破坏性,对其自身也是一种双刃剑效应,这种效应必须放在“国民革命”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认识。     

有限革命的张力：“国民革命鲁迅”形象的建构与解构

《鲁迅在广东》基于国民党左派背景,通过收集鲁迅初到广州的时评及其本人的演讲作文,建构出了一个"国民革命鲁迅"形象,它将鲁迅从一个"文学家"升格为代表国民革命的"时代的战士",反映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策略和"有限革命"性质带来的张力空间。最终因为清党的原因,鲁迅否定了这一形象,并建构出了新的"同路人形象"和"同路人革命传统"。而鲁迅与国民革命离合的背后,实际是"大革命"观和"有限革命"观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