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的修辞学研究说到澳门的语体学研究

台湾各大学中文系课程,一向都有“修辞学”一科,可是台湾学者研究修辞学,著成专书的,却是始于六十年代初期。在这之前,流传于台湾的现代修辞学著作,只有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台湾学生书局翻印这本书,改名为《修辞学释例》)、杨树达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和陈介白先生的《修辞学讲话》等三家书而已。据孙传钊氏《我国台湾修辞研究概述》一文所说:“新加坡华裔学者郑子瑜先生写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后,在台湾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后台湾学者撰写修辞学专著时也都在书中用专门章节来回     

蒋祖怡著《郁达夫旧诗笺注》序

蒋祖怡先生是我敬仰已久的人,他的有关文章学的著作,如《章与句》(与他的父亲蒋伯潜先生合著)和《文章学纂要》,我老早就拜读过了。1984年,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第九篇第五节评述几本谈论到辞格的文章学著作,也特别提到蒋氏父子的上述两种著作,并肯定了他们的论点。如《章与句》一书中说:“修辞学只告诉你一个     

《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序

余向不以成败论英雄。余之心目中居高位者未必贤于其从属,盖其位置往往可以侥幸而得之也。余每读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至“今年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世徒喜其(诗之)工,(而)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未尝不扼腕而叹。然时无古今,洪钟毁弃,瓦釜雷鸣,比比皆是。 (按“洪钟”原作“黄钟”,为十二律之一,盖抽象律名,以对实物“瓦釜”,似未甚切,故为僭易“洪钟”。)夫驾罢     

与周清海博士论两周金文语法

清海博士: 几个月前,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来香港,言谈间,他知道我来自新加坡,问我可曾认识您?又说他读过了您的《两周金文语法研究》一书,觉得很有斤两！于是,我写信给您,信中用了“至堪佩慰”四个字。佩,是觉得以您的年纪,写出来的论文,竟能被语言学的权威学者认为是很有份量的著作;慰,是忝为您的朋友,觉得您的成就,我亦“与有荣焉”。吕叔湘先生是一个是非分明的学者,决不说敷衍的话。     

论先秦诸子的修辞技巧

梁萧统文选序,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这是只看到了他们的修辞学说,而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修辞技巧。道家老、庄在言论上反对“美言”与“大言”。可是,一部道德经,却是用绝好的修辞技巧写成的,里面用排比的地方特别多,真是不遑枚举,甚至一开头就用排比了:     

王充论修辞

王充是东汉伟大的思想家,他不能容忍当时那种疲靡不振的文风,首先揭橥了形式原于内容的观点,他认为形式与内容应该“外内表里,自相副称”,不应该只顾形式的雕琢,而忽视了内容的真实。他说: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现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则是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论衡·超奇篇》) 他以为文章只是要表意,用不着虚饰。他又说:“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情见于辞,意验于言。”“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虚妄之言,伪饰     

撰写《中国修辞学通史》的缘起与经过

本校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的一批修辞学研究者 ,牢记老校长、我国现代修辞学奠基者陈望道先生的遗愿 ,历经八年艰苦拼搏写成的集体科研成果——《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 ,已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于 1 998年底全部推出。该书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书目 ,由香港中文大学名誉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郑子瑜先生与我校博士生导师宗廷虎教授联合主编、陈光磊教授任副主编。这套书问世后 ,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 ,被誉为“开辟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新里程”。本刊特约请正、副主编和几位专家发表意见 ,以示庆贺     

经传谈修辞

在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第二篇(中国修辞思想的萌芽期——先秦时代)的《楔子》里,我说“《诗·大雅·板》的‘辞之辑矣,民之治矣。’……等还只是不自觉地偶发的修辞意识。”可是在《中国修辞学史稿》的第十篇(结论)的第一节,我却又比较肯定地说:“这《诗·大雅·板》第二章下半章所说的,确是不折不扣的修辞意识,而且是中国最早的修辞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