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逐渐建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体制,所有作家的文学活动都被纳入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建构之中。然而,孙犁却对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复杂心态,一直游离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边缘,表现出一种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姿态。孙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一方面起因于他对自己暧昧的"公家人"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倾向。以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延安之行后的孙犁既看到了解放区不同地域的"公家人"身份的差异,感受到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实质。同时,延安之行也促使孙犁在冀中解放区已经开始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了成熟。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孙犁将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作为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中心,从而与解放区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政策拉开了距离,并使自己成为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     

时代变迁中的文艺社会学探索——论陈涌的学术贡献

陈涌,原名杨思仲,1919年8月,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童年就经历了生活的艰辛。中学读书期间,受到具有革命思想的国文教师的熏陶和启蒙,开始阅读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从中感受了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的"冷漠",体会了"贫苦人的苦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涌怀抱革命理想于1938年秋天来到延安,先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接受培训,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任《解放日报》记者和文艺副刊编辑。新中国成立后,陈涌先在《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报刊任编辑,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文艺理论、文学评论和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解放日报》建党纪念日社论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以《解放日报》为载体,通过建党纪念日社论的特殊方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追求不仅完成了从理论探索到具体实践的转换,而且也呈现出以“抗战”与“民生”为中心的历史性内涵。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使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新政策的实施让边区人民的“民生幸福”得到了初步实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对日作战中完成着“中华民族之复兴”的“最主要任务”,而中国共产党也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得了自己的“政治领导责任”。     

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文学迅速走向了体制化,并且形成了规范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制度。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解放区文艺社团的转型直接推动了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文艺社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但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为中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基本理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以"乡村剧团"和"文工团"为代表的"工农兵型"文艺社团取代了"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成为解放区文艺社团的主体。"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以"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为唯一的社团建构理念,成为解放区后期文学发展中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解放区后期文艺社团具有特殊的社团组织形式,所有的文艺社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规范下运行的。因此,解放区后期的文学完全被政党意识形态化了,而作为延安文学体制构成要素的文艺社团的转型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解放区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讲话"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     

“新概念写作”：理论匮乏下的集体倾向

新概念写作存在新的模式化的危险。这种危险与理论的匮乏即思想局限、知识贫乏及阅历尚浅等息息相关。八届大赛过后,新概念写作呈现出了一些不应出现的集体风貌,包括审美趣味一致,风格上的“名存实亡”——模仿,以及题材、视角等方面的雷同等等。而正是这些,构成了新概念写作有可能走向模式化的原因与继续前进的瓶颈。     

"真人真事"写作与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

"真人真事"写作是1942年以后在解放区盛行的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最早起源于工农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文学宣传活动,其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左翼的文学大众化论争对真实性和典型性的政治化追求。解放区的"真人真事"写作有知识分子型和工农兵型两种类型。知识分子型的"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向工农兵大众的被动归化过程,工农兵型的"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工农兵大众对革命意识的主动认同过程。"真人真事"写作的盛行促成了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完成了文学大众化所负载的教化功能。     

世纪之交的精神表征──“新都市”小说综论

就小说界来说，９０年代似乎显得尤其热闹。以《钟山》为阵地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还未收场，其它一些刊物又相继亮出了自己各不相同的小说旗号。有趣的是，这些刊物的小说旗号都是以“新”来标举的，诸如“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新历史”等等，大有“乱...     

民族品德的重造──沈从文人格探求的最终旨趣

沈从文对国民人格的探索直接相承“五四”作家，他提出“新道家精神”，希望用它来“重造民族品德”。不论是对理想人格的模铸，还是对不健全人格的批判，沈从文探索国民人格的最终目的是：让国民获得健全人格，并进而达到中华民族重造和文化重建的目的。这是沈从文人格观念的独特性和积极意义之所在，它启示我们：健全的人格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之一。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观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观●郭国昌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沈从文，其批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１）１９３０年８月至１９３２年７月在武汉、青岛等地讲授现代中国文学时期；（２）１９３３年８月至１９３６年４月主编《大公报·文艺》时期；（３）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８...     

徘徊于阴霾与迷茫之间——浅论食指60—70年代诗歌创作特点

食指在60-70年代的"非主流"诗歌创作体现了复归五四人文传统的特点,开创了80年代以北岛、顾城等诗人为代表的朦胧诗创作的先声。同时,受制于诗人身处的时代话语体系和外在境遇的影响,在其诗歌作品中留下了深深地时代烙印,但其超越"主流"的"非主流"诗歌创作风格,则从深层次上体现了以食指为代表的一代青年诗人所共有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