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1927——1937南京国民政府对盐税的整理

上溯到春秋战国,下迄民国,历代统治者都把盐税作为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整理盐税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效果,试作评述。     

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特别是在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买办最先投资近代新式企业.买办对传统工商行会的改造、使广大农村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及他们对封建官员的影响,促使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各阶层明显地资产阶级化.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不容忽视.     

杭州拱宸桥日租界的几个问题

杭州拱宸桥日租界,是根据中日《马关条约》所设立的一个租界,也是日本在中国设立的租界中区域较小的一个。长期来,对拱宸桥日租界的研究,乏人注意,众多问题并不清楚,最近查阅《杭州府志》等有关史料,据此做点补遗工作,或许能对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起点拾遗补缺的作用。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土地政策述评

1927—1937年的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相当严重,地权高度集中,租佃制度恶劣落后,田赋繁重。南京国民政府以总理遗志的继承者自居,力图解决土地问题,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法规,在土地整理、田赋整顿和租佃改良等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这些不根本改变旧有土地制度的改良政策,既不彻底又难施行,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杭州拱宸桥日租界对杭州的影响

日本在杭州设立租界,是浙江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了解日租界设立以后的情况,以及它给近代杭州社会带来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认清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取得了杭州这一通商口岸,1896年9月27日,又取得了杭州拱宸桥建立租界的非法权益,并在次年的5月13日,将日租界变为日本人专管的租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关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如关于研究时段的不平衡问题,关于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面的问题,关于运用现代财政理论和公债理论来分析、研究的问题等等,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国民政府外债史的研究才能更上一个层次.     

简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政策研究》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作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规模空前的、第一次取得了彻底胜利的民族自卫战争,它又为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伟大贡献。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抗战时期的盐政问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盐业历史悠久,盐税又是历代中国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盐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同时又有其他多方面的用途。盐务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因此,盐史研究一向为学术界所重视。董振平博士的新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政策研究》,就是在…     

中日甲午战争与中国外债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学术界已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过探讨，但从外债交的角度来考察官的论著却不多见。本文试图利用新资料，对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为抗击日本侵略和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而举借的外债进行考察，并进而探讨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新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1950年新中国向前苏联举借第一笔总数为30 000万美元的外债起,截至2004年底,中国外债余额折合美元为2 285.96亿.外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巨大作用,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柱.但与此同时,我国外债也存在着规模扩大过快、使用效益不高、管理散乱、风险较大等问题.随着借用外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学术界对新中国外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对近代中国外债的研究相比,对新中国外债的研究显得比较欠缺,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主要原因是对浩繁的新中国外债史料至今尚未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系统的整理,使广大的专家、学者无法对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部资金的利用,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新中国外债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南京十年时期津沪商人罢市之特征与成因

南京十年时期,商人罢市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之态势.津沪两地商人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一致反对罢市倡议,或囿于战时环境而被迫罢市.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罢市行为或其主动性之缺失,既可归诸南京国民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弱势地位及相关政策密不可分.有无罢市之举,主动抑或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特异性之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