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东元及其盛宣怀研究

盛宣怀 ( 184 4 - 1916)这个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人物 ,其是非得失在生前就存有很大的争议。一般的结论是将其划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阵营一边 ,视为“大买办官僚”、“洋奴买办”而加以否定。久而久之 ,盛宣怀几乎成了一个盖棺定论、无可争议的人物。夏东元教授为这样一个人立传 ,看似无识 ,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史识。诚如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在对《盛宣怀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初版 )所作书评中说 :写人物传是难事 ,“重新评论久有成说或定论的人物 ,并为之写出一部全传更是难上加难 ,而《盛传》正解决了这样一个难点。”(来…     

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

提起戊戌变法或变法维新运动,人们通常将变法实践局限于“百日维新”这短暂的一刻,即从“诏定国是”颁发之日起算,而对此前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四年四月)多视为康有为等维新派自下而上为变法大造舆论。这貌似符合“从舆论准备到政治变革”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程式,实则不然。因为它不能还原出变法维新这一具体的历史过程。光绪皇帝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变法实始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百日维新”只不过是加快了前三年变法的速率。将前三年的变法切割不提、存而不论或斥之为“一纸空文,实效毫无”,均有违于历史真相,也不能反映戊戌维新的全貌。本文主要依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内的谕旨,析论这三年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     

论中国早期的“防御型现代化”

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都不可避免地先后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防御型现代化”是许多非西方的、后现代化国家所共同走过的道路,西方学者将中国归为此种现代化模式。中国在由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封建帝国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因外临诸多强敌的压迫及内部种种阻力,走了一条独特而坎坷的道路,因而于“共性”之外还表现出许多显明的“个性”,如面临的发展难题、动力资源的走向、现代化目标的确定等。认真检讨这一历史进程对如何推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无借鉴之处。     

共识依赖: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

政治共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赖以存续的文化基础。华夏帝国赓续两千余年,得益于一种由庙堂与江湖共同构建与持守的政治共识,即政治一元主义。近代以降,传统的政治一元主义(道统)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受到质疑。19世纪末,在进步主义思维及弃旧趋新偏好的驱使下,革命成为支配国人政治行动的逻辑,有识之士纷纷构建新的政治共识,传统的政治一元主义陷入"主义丛林",从各种"主义"中脱颖而出并取得支配地位的是"三民主义"。探析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对当下中国构建"核心价值体系"不无启示。     

强学会与强学书局考辨——兼议北京大学的源头

１８９８年光绪帝在戊戌新政上谕中明令创办京师大学堂。在筹建京师大学堂时，总理衙门奏称：“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①据此，从沿革上讲，京师大学堂前身当为“二局”。而在追溯官书局之源时，时人均指１８９５年康有为和...     

放大的公共领域与流产的政党营销--以"宋教仁案"为考察点

政党与票选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两个特征 ,而这种特征要真正融入民众的政治生活 ,必须以一定的公共领域及在此之上所展开的政治营销为前提。检讨民初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为组成责任内阁而展开的国会竞选活动 ,发现民初的政治发展受挫及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黩武主义 ,即后来孙中山讲的“吾国之大患 ,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社会与政府间人事流动的挤压与吸纳效应

借用物理学中“连通器原理” ,我们认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人事流动存在一种吸纳效应和挤压效应。在这两种效应作用下 ,同时由于社会与政府之间人事流动控制阀门的软化和人事流动通道的不畅 ,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出现反复。据此 ,可以探讨通过缓解社会的挤压效应、弱化政府的吸纳效应、强化人事流动控制阀门的调控机能、建立顺畅的人事流动通道等途径以解决此课题。     

接续抑或更张:从"新政协"到"人民政协"

自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至次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并确立了新的国家建制,中国共产党处于建政时刻.其间,"五一口号"规划的两步走的建政路线图发布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调整?学界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遂以为建政程序作了重大调整,此乃为新政协筹备会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所障目,进而忽略了两者实质性的区别,也低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历史紧要关头谋定而动、顺势而进的政治智慧.事实上,从"新政协"到"人民政协",不仅是改名,而且是易姓.驱动这一过程的"双核"是:中国共产党论定的未来国家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建政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可逆向.     

论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

中国作为一个后现代化国家,如果着眼于西方现代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碰撞与交流,现代化的始点应在十九世纪之初,如果从内部实际作出的反应着眼,则在60年代初洋务运动的兴起,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就近代中国110年的现代化进程而论,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变法维新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其上限当以甲午中日战争为起点。这场空前规模的民族战争以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也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划上一个句号。本文论及的时间跨度即在1840—1894年间。     

论晚清中央行政改革的失败

“百日维新”期间，由维新派促成、光绪帝领导的中央行政改革，试图使传统的中央行政体制摆脱原有的演进轨道，从而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此举实掀开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篇章，也发20世纪中央行政改革之先声．因此，它不仅在当时具有救亡图存的现实意义，更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如何看待这场政改的失败？时代的发展，不断为人们提供审视这段历史的新视点。本文侧重于从操作层面来揭示政改失败的原因。原有中央行政体制的弊端清季优国之士常常痛斥中国的中央行政体制是“秦制”，意指秦始皇确立的中央政制，历两千年变化无移，其核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