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开象外精神:郑伯熊与永嘉学派

郑伯熊是叶适所构建的永嘉学派传人之一,并自此开始成为历代永嘉之学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人们很少去追问这一历史人物是否足以符合学派谱系的构建需求。为了理解叶适之所以要标举郑伯熊这样一个人物,我们需要通过叶适来观察郑伯熊,以此体会叶适构建该人物时的依据与想法。叶适在叙述郑伯熊时所预构的人物类型、后人对郑伯熊的师承与个人行为有意识地进行地方化确认,以及叶适所提炼出的郑伯熊的思想主旨,最终使其成为永嘉学派人物传承谱系中的重要一员。同时,区域性学派构建中所包含着的地方认同和价值偏向也定义出了永嘉学派。     

宋代明州的人口规模及其影响

宁波的行政建置始于唐中期,时称明州。至宋代,该地区的人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土地开垦手段的多样化和土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地区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最终使明州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发展成为独立的亚经济区域。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土地垦殖的速度,至南宋时期,该地区出现了土狭人稠的局面,从而引起当地土地和粮食相对价格变化。     

宋代草市镇研究中的定性与定量

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宋代草市镇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者通过爬梳历史文献,注重讨论草市镇的性质;后一时期则利用量化方法,从多维度来解释草市镇及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概况。在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框架下,历史文献中杂乱无章的草市镇记载被规划在井然有序的图画之中。草市镇经由点、线、面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萌芽走向了后来的繁荣。但是,单一的经济发展的结构化叙事让研究者忽略了文献中关于草市镇更为丰富多彩的记载,这些记载除了提供经济解释所需的要素之外,也包含价值、观念、习俗、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其他方面超出经济层面的内容,它们难以定量,更需要在不同的体系中重新定性。从这个角度去看,只有改变已有的研究习惯和思维定势,未来的草市镇研究才能走得更远。     

"违志开道":洛学与永嘉元丰九先生

永嘉学派是以"永嘉"(今温州)这一地域性名词命名的学术派别.宋代以前永嘉的学术传统、地域声望毫不起眼,学术上的荒芜与地理位置的偏僻近乎正比.宋代伊始,借助于科举制度的革新,部分永嘉士人开始跨越地理障碍,去学习后来成为永嘉思想来源的洛学,并在求学的过程中,以"永嘉学子"这一集体性称谓获得了学界的重视;同时,洛学或洛学者身份还成为永嘉士人社群集聚或凝聚的媒介,既确立了相互之间的认同关系,又拥有了对本土和群体本身共同的情感.这一基础为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相互关系及对学脉延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平台,也为洛学在各地传承的社会图景提供了缩影.     

北宋时期的洛阳与洛学

濂、洛兴起是宋代学术史中的重要时期,但濂、洛并举不过是后人所加,在历史的场景中,真正形成自己的学术圈并成为强势话语的是二程洛学.在古都洛阳,人员、文化活动等相对集聚的实存状态中,以程颢、程颐等为代表的士人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形成了自己的言说范武.作为一种私学,当洛学面对着作为意识形态强制色彩浓重的新学时,洛阳的地域、人脉的政治取向为洛学在北宋的崛起提供了盲说的权杖.     

南宋濂洛的叙事与故事

虽然后世认为朱熹是周程授受问题的提出者,但南宋士人在文本的阅读中,得出二程之学来自濂溪的说法并不少见。相比之下,朱熹的濂洛叙事最为系统,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论及濂洛师承相传的话题,又通过构造周程文本相似现象的联结来建立濂洛之间的思想接续,并以再文本化的方式,重新勾勒濂溪之学“以象论学”的奥义。通过在府学、县学修建濂溪祠堂与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祠堂,南宋士人的濂洛叙事落实为具体的社会行动。濂溪祠堂与三先生祠堂固定了濂洛传承的叙事模式,祠堂中主祀与配祀的关系使得濂洛道统获得了实体的形象。作为道统传承的象征,濂溪祠堂或周程三先生祠堂是一篇神圣的文本,人们利用各种共同的仪式实践来维持并强化濂洛道统的认同感。乾淳以后,“濂洛”作为重要的关键词,其意义在不同人、不同语境的使用之中呈现出来。随着朱熹进入濂洛的编码体系,“隆道统”的仪式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涉及象征体系中的程张座次排列时,序列化的诉求以及说明其中的理据经常出现在时人的讨论之中。不过,一直到元明时期,濂洛关闽的序列才成形,并最终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影响至今。     

从宋人胡则的神化看民间地方神祗的确立

随着唐宋之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 ,民间信仰较之前代也有了显著的变化。自南宋开始 ,民间信仰中的神祗基本上实有其人 ,这些人如何完成向神的转变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人胡则由人而神转化的个案分析 ,探讨信仰活动中民间社会究竟如何运作以及国家与民众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的特殊关系。     

关于宋代伪造纸币的问题

纸币在宋代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大事,但从它一出现,社会上便有了伪造纸币的现象。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却尚付阙如。宋代纸币的作伪手段已相当丰富,一宗案例涉及伪造的人员往往少至二三人,多至几十人。为对付日益猖獗的伪造活动,宋政府除采用严刑苛律外,还不断地改善纸币的工艺质量,加强纸币制作部门的管理,强化伪币的鉴定工作,并采取了增加工匠的工资、防止纸币的制作方法散布民间等措施。即便如此,有宋一代,纸币的伪造仍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看,假造货币、非法获利的问题并非宋代纸币所独有的现象,中国历代铸币强调“重如其文”,一旦币材值低于币面值,民间私铸即大肆兴起。除此之外,政府所立钞法的不合理,某些官员的徇私枉法、玩忽职守以及纸币本身的可伪性,也给伪造者提供了机会。     

区域性神祇信仰的传承及其对地方的影响——以浙江“胡公大帝”信仰为例

浙江“胡公大帝”的信仰作为一种区域性神祇信仰,已延续数百年,近年来,浙江各地关于胡公大帝的信仰又呈上升趋势,胡公庙的兴修层出不穷。文章对信仰经久不衰的原因以及这一信仰圈对当地思想、文化、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概括出中国民间信仰体系的特性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在区域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作用。     

从朱子《家礼》到日用类书

借助于朱熹《家礼》之类的文本，历史学家对宋代社会生活诸层面做了细致描述，不过，《家礼》中虽有对时俗的描写，也有相当部分内容只是书写者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定，而非宋代已发生的事实。在宋代，虽有少量士人据《家礼》来指导日常之礼，但这一时期的实践者多为服膺朱学者的自觉，他们的演礼活动是用以反观儒学天理、人事的知识验证。另外，他们还在各地刊刻《家礼》，并以注释、附图等方式系统考订与完善礼书，这些纯学术化的知识方式，对加深礼书的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日用类书改编、借用了宋代家礼书写者所订立的礼文，将纯学术化的知识以通俗的方式钞编进入实用型的类书之中，使之成为民间日用知识体系的其中一种，广为流传，并最终为《家礼》成为民间通用礼作了重要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