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列宁关于认识论的三个基本结论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对恩格斯所作的论述可以换成另一表述方式,即自从产生哲学以来,所有的哲学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本体论和认识论。本体论解决的是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而认识论解决的则是世界怎么样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哲学上必须不折不扣地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文化精神及其路向

现代国家治理是当前亟需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国家治理不能疏离于文化,必须彰显文化精神,体现民族价值情趣。“文化”介入国家治理能有效规避人治和法治的诸多弊端,需要在继承中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在创新中展布现代文化精神,在对接中开辟后现代文化路径,在引领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行政文化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革命、改革、发展——浅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观念的跃迁

革命、改革、发展(科学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是世界观与价值论的统一,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其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主要是扭转占有方式;改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其目的是调整交往方式;科学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自觉体现,其目的是理顺分配和消费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革命、改革、科学发展都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     

论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以“资本”为批判视角

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论题凸显了民族文化的焦虑,“资本”开创的时代,“不断变革”、“不停的动荡”、“不安定和变动”是其主要特征。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存在方式、生活样式。文化的“世界性”的前提是“民族性”,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应在“交往”中不断建构。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之我见——也谈苏联教科书问题

马克思社会形态问题成为一个横跨三个世纪的公案,而"三形态"还是"五形态"时至今日也无统一说法;而笔者要表明,第一,"三形态"与"五形态"不是绝对的对立物。第二,"三形态"与"五形态"是方法与结论的统一。第三,在内容上也是统一的;对于苏联教科书必须承认它确实存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不足,但问题不完全在教科书上,而是在我们的方法论上。     

依附理论视域下的“知识依附”

如果说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时期,那么从20世纪中叶至今则是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时期。值事实上,不管每一时代的主题是什么,也不管人类为谋求发展历经了多少血与火的战争状态,一个人类孜孜以求的并且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就是一发展。“知识依附”作为本文探讨的主题,并且是依附理论在“知识”自从人类进入近现代以来已经愈来愈多地影响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形势下的理论关照。     

“新常态”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思考

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新常态”的思想对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启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文化精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新常态”主要反映为监管“速度”和“质量”并重的效率观,力求一般性与特殊性相平衡的方法论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的发展观。     

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焦虑

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在近现代以来遭遇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国文化经历了四次文化整合,形成了文化主体的"空场"、文化内容的庸俗化、文化发展的无个性的特征。而造成这些文化特征的原因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但历史的原因更为主要,也更为深刻。因此,面对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如何定位已经摆上了中国人的议事日程。     

论资本时代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生成逻辑

资本时代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互动凸显了民族文化的焦虑.资本时代,商品经济是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经济动因;现代科学技术为其鸣锣开道;文化和宗教的原因是其文化缘因.所以厘清资本时代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需要"经济场域",从而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疑问作出合理的思考、判断和选择.     

贫困时代哲学家何为——以柏拉图的“洞穴”喻为例

通观西方哲学史，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为学界普遍承认的，就是整个柏拉图之后的哲学无一例外地都是对柏拉图哲学作诠释，所以我们得出了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是贫困的时代，在贫困的时代里哲学家们是社会唯一的学道者、忧道者、弘道者，是社会时刻跳动着的脉搏，所以每一个时代都不能没有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