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

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中国历史,过去使用过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史等,也有称作中国现代史的。近世史这一名称,是因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划分世界史而来的。梁启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中写道:“泰西史家,分数千年之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谓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纪之下半以至今日(按此文作于1902年——引者)也”。在另一文中他又以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对比地说:“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     

《中国近代文学丛书》总序

<正> 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相对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一向比较薄弱,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形成一个低谷。这可能是由于长期兴盛的古典文学到了近代已趋衰微,而适应时代生活要求的新文学还未能脱颖而出,以其无可观遂被忽视了。近代中国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是社会的转形期;与时代、社会息息相关的文学也在由旧形态向新形态转化的过程中。就事物的变与常的关系来说,转形期的近代文学比常态的持久的古典文学更需要研究。近年来对原先的状况已有改变,有的大学已经开设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专业课,不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近代文学资料和论著的专辑,报     

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回合,在知识界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和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是代表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谭嗣同又是一直被誉为这派人中的左翼或急进分子,因为他既是主张流血变法的实践者,而他的政治社会思想又闪烁着民主革命的光辉。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由此可知谭嗣同的思想言论,为康、梁等人“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那末他们“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是什么?这非他,就是谭嗣同激烈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愿望。著名的“仁学”写成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不但没有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一样的印行,也没有在和谭嗣同有密切关系的“时务报”和“湘学报“发表。不难想象,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固然是洋务派和顽固派所震骇和坚决反对的,也是改良派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所以“仁学”至一八九九年在国外才有出版的机会,当由“清议报”印行时,还遭到康有为的干涉,而康、梁又竟擅自删改了其中某些反满革命的言论。今文经学大师、湖南维新派首领之一的皮锡瑞,至一九○一年看到“仁学”,尚惊为“骇俗之文”。可是改良派震惊和害怕的谭嗣同思想,却为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邹容、陈天华、吴越等人所继承和发扬,章太炎虽痛诋保皇党,而称道谭嗣同的“卓厉敢死”为革命道德。不仅如此,即在五四运动后的二三十年中,他那冲决“与虚空而无极”的网罗的精神,仍没有丧失它的战斗意义,陈伯达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写的“论谭嗣同”,就不止是为了写历史论文,而是因为他的反抗封建传统的思想仍是现实斗争的武器。可是谭嗣同的思想,一般仅指出他的“革命倾向”或“革命因素,却忽略了他那曲折而显著的民主革命要求,当然由于他的政治实践,从在浏阳倡办新学开始,到喋血宫门,却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这是他的矛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条路线的矛盾的反映。     

辛亥革命史的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过去有人主张把清末革命党人进行革命的历史,分为两大时期:“从甲午(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以至乙巳(一九○五年)六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可以谓之兴中会时期。从乙巳六月同盟会成立以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可以谓之同盟会时期。”这是以兴中会为正统的偏见,无须深论。而近十余年来,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著,却没有对辛亥革命史的分期作探讨,只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曾经涉及到辛亥革命史的分期,有如下三种意见:     

论冯桂芬的思想

一般中国近代史著作和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论述,曾经都把冯桂芬放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范畴里。但1956年王栻先生写的“冯桂芬是不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一文,认为冯桂芬的《校邠卢抗议》,“只能代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初步发展,因而改良派还没有从洋务派分化出来以前的思想”。这就是说冯桂芬的思想属于洋务派。因此近两三年来,有关论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文章中,就很少看到冯桂芬的名字了。冯桂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虽然不占重要地位,但就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环节,特别是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的过程来看,他的思想体系到底属于洋务派还是改良派,仍不可不论。这里关系到如何理解一种思潮产生的最初形态。约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交叉中,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本引起人们重视的书,一本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本是冯桂芬的《校邠卢抗议》;前者是向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后者是准备为清朝封建统治者采纳的政治改革主张。两者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而主张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旧政的精神,却有相同之处。侯外卢同志曾经论证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改良主义思想,颇有道理。但是洪仁玕是要求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革新,和冯桂芬要求清政府的改良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要求革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揖美追欧,旧邦新造”——辛亥革命与王朝时代的终结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民国取代了自秦始皇以来2000多年的帝国,是五四前80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而取得的最富深远意义的成果,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实践的一块里程碑。它抉破了历代王朝的更迭机制,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因而也触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大跃进,在新旧递嬗的历史进程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去忌讳

在新时期里,哲学、社会科学理应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事实上也确在前进和发展。前此停摆了的学科,如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等经重建后已有了新的推进,在经济学这个领域里随着改革、开放已有了新的开拓,哲学也扩大了本本的范围并较多地引向了实际的新探索。这些变化既来之不易,又感到它与新时期的发展很不相称,许多客观事物得不到理论的解答,许多需要尽快研究的问题仍踌躇不前,它远不及科学技术的有破竹之势,也不及文学艺术的活泼跳跃,理论落后于实际,落后于形势。     

上海学刍议

上海大学倡议建立“上海学”,是上海这个地方的历史要求,也是我国建设两个文明的时代使命,它反映了上海大学的开拓精神。我想十年后,《辞海》再次修订时,将会增收“上海学”这一条目。任何一种学,都是义立而后名至,闻其名即可探知其义。诸如春秋战国学、汉学、宋学、常州学、桐城派、百科全书派等等,一听就可知悉它们的内涵,它们都是在学显之后人们给以相应的称号的。至于社会学、人口学这一类学科,则是学人根据久已存在的事实加以分析概     

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

一中国的秘密会党,天地会发轫于十七世纪(康熙年间),至十八世纪后期连同前此的白莲教在南北各省盛行,至十九世纪更遍及各地,几乎有井处皆有会党的踪迹。它们成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前后极为流行的秘密组织,而又为家喻户晓的社会势力。 瞭望世界,这时的西方早已风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国还是这种秘密会党的王国,明显地表现出中西社会正在拉开差距。从中国早先的历史来看,自东汉的农民起义以五斗米道集结群众开始,此后的农民起义虽多借宗教为号召,但并没有把这种渗透宗教的行动变为经常的秘密结社,它只是随着起义的起伏而时现时隐,直到元朝农民起义形成的白莲教才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一新军原起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动军队是保护旧制度最顽固的工具。满洲贵族早年凭借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到后来,八旗和绿营日益腐败,他们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继续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军队进行了多次变革。清朝军队的变革,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这一段话,概述了清朝兵制变革的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绿营,是代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