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长卿诗歌的风格

刘长卿诗歌感情之深婉表现为由贬谪引发的缠绵悱恻、怨而不怒 ,由失志引起的犹疑不决、徘徊不定和由离别引出的深情宛转、韵味悠长三方面 ;表达之屈伸则体现为善用虚字虚词以使诗情开合摇曳、悠扬委曲 ,善用叠字以延长节奏、拓展空间和运用更为深层的语气结构以使其诗情宛转屈伸。正是这种深婉之情与屈伸之文的表里符契、本末统一才最终形成了刘长卿诗歌流利宛转、含蓄蕴藉的独特风格。     

宋玉赋的自然观及其文化内涵

宋玉是中国文学史上由楚骚向汉赋转变的关键人物。本文拟从其自然观这一视角来探寻宋玉作品在这一转换契机中承上启下的文化特质。 一、畏怖的自然观念 人类早年还没有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时,人类还不能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界的对立与冲突,而与自然界处于一种和谐平衡、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当此之时,人类没有将自然界“作为自己意欲和思想的对象”。换言之,蒙昧时代的人类与自然在本质上是共生同一的。人们对于自然,对于社会均处于一种神秘的互渗之中。在原始集体表象笼罩和支配下的初民并不具备个人的智力活动,亦即不具备个人智能,他们的思维形态特点、内     

论东晋玄言诗兴盛的原因

东晋玄言诗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要因而论,或当在于玄学哲学的终结向玄学人生观的实践的转化,诗歌创作主体由崇尚诗骚传统向习玄传统的变化,社会环境、社会风气与文化心理向玄学人生观的倾斜这三个方面。     

汉语"四声"之形成与佛经"转读"无关论

关于汉语四声形成的原因,陈寅恪先生认为是由于"转读"佛经与古印度声明论之传入所致.通过对六朝时期"转读"材料的专门考察证明,"转读"不仅不是源自天竺之梵音,反而是僧人入晋后"适时"的结果,加之"转读唱导"在佛界中地位低下,因此"转读"既没有、也不能对汉语四声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试论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兼论盛中之变

如何重新认识向来被看作为“诗道初丧”的大历诗歌,这不仅关系到大历诗歌的评价,而且涉及到如何进一步探讨和弄清盛中唐诗歌变化的问题。本文企图通过剖析大历诗歌所表现的社会心理来把握大历时代精神的特征,说明其精神在盛中唐诗风变化中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 一、战乱心理 大历诗人的战乱心理是极为特殊的。汉末和魏晋六朝时期的诗人对长期战争纷乱、朝代更替的现实有着已被磨钝的习惯的、因而不甚敏感的心理和感觉,以及随遇而安的性情。与此不同,大历诗人大多生长在开天盛世,在盛唐自由风尚的熏陶下,养成一套固定的理想模式和行动方式,并满以为按此能够取得功名。     

刘长卿诗歌体裁论

刘长卿诗歌体裁论陈顺智刘长卿诗歌艺术成就，首先是在他各种诗体的创作中得到充分表现。在他之前，各种诗体经长期酝酿，因诗人不断探索和努力，早在开元、天宝时期业已成熟并进入高潮。盛唐诗人们充分利用各种诗体的特长，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能，展现他们的时代、反映他...     

李渔曲学价值观略论

李渔以"成名"作为其价值观的核心,通过对"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这一论断的剖析,深刻反映了其多元价值观与对精品意识和非凡价值的倡导;他由此充分肯定了作为"破道之小言"的戏曲享有与"经国之大业"同等的价值与地位。     

东晋玄言诗发展述略 ——东晋玄言诗研究之一

东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流行于其间百年诗坛的基本上是那些被称之为“玄言诗”的诗歌。玄言诗的百年发展史可分为以郭璞、庾阐为代表的早期玄言诗，以孙绰、许询诸人为代表的中期玄言诗和以殷仲文、谢混为代表的晚期玄言诗。这3个阶段由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到大振玄风，再到山水新情，恰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     

试论大历诗歌的审美特征——兼论盛中之变

中唐诗风的深刻变化,可以追溯到作为过渡阶段的大历诗歌.大历诗人多在天宝末年以后登第,此时他们血气方刚,欲有作为,但生逢战乱,只有将高昂激越的理想之歌换了浅樽沉吟低唱,在感慨与憧憬中去虚度韶华;战争结束了,他们黄金般的岁月随之逝去,只留下疲心倦意、自卑苦闷、叹老伤逝、孤独落寞的普遍情绪.与这一时代的特殊现实生活和诗人的精神状貌相表里,大历诗歌在审美特征上也悄然生变,并为中唐诗风的大变奠定了基础.那么,大历诗歌有何审美特征?又是如何与“盛唐分道”成为中唐诗风之先兆的呢?     

略论先秦儒家中和文艺观

先秦儒家文艺思想大抵可以归纳为“文质彬彬”、“辞达而已”的文辞观,“情止乎礼”、“思无邪”、“温柔敦厚”的伦理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情信辞巧”的美善观和“兴”、“观”、“群”、“怨”的效用观。本文通过对上述观点的考察分析,认为其主要美学特征是中和之美;其主要内容是封建伦理道德;其最终目的是教化人民、调整社会人伦关系,为统治阶级服务;其主要类型则属功利实用,以致我们可以称之为重践履、尚道德、求功用的中和文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