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网革命和创新的地理分布

因特网和相关数字技术会如何影响创新的地理分布 ?本文认为 ,创新具有与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完全不同的特点。它在本质上是涉及知识创新性分布的非常规性的社会过程。文章从个人、社会和地理的角度审视了创新活动 ,认为 ,因特网在为获取知识提供便利的同时 ,并不会打乱与资源分布、面对面交流和发生偶然性相联系的地理优势 ?     

伙伴制与城市治理

人们现在通常认为整体意义上的城市治理———特别是伙伴制———要比传统的政府形式更有效率 ,但它们与民主的关系却很少有人提及 ,甚至被忽略了。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分析了伙伴制的优势及其与效率的关系 ,不过其中最主要的议题通常都是伙伴制产生协同效应的能力问题。当然 ,这是一个实证性问题 ,是伙伴制是否有效的问题 ,但这里的问题是效率的主张足以使伙伴制关系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它在相当程度上被赋予了解决所有治理难题的功能。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伙伴制和其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 ,使用最近的实证研究成果加以说明 ,主要宗旨是为跨民族 /国家的伙伴制和城市治理研究建构一种研究战略。文章最后讨论了伙伴制在城市治理中日益增强作用的政策意义 ,并突出了迄今为止被忽略的伙伴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     

社区治理与新的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权力下放以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由国家“给予”地方更大的自治权。今天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 ,中央分权的过程还包括了自下而上的过程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国内决策中相当大的区域具有跨政府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 ,城市的发言权越来越大 ,而它们的上级政府则要依赖它们来实施立法和完成项目计划。地方政府也通过地方的支持、结成伙伴关系以及科层机构的现代化来增强解决自身问题和“社区治理”的能力。这样 ,一种经过调整的中央—地方平衡似乎正在形成 ,其基础是“合作二元论”的思想。不过 ,要想充分发挥新的中央—地方平衡所具有的现代化潜力 ,就需要立法的坚定支持和地方当局考虑到国家的基本利益后采取具有预见性的策略     

“本土化、民族化和精神化”——教育的日程表?

本文通过印度的两个不同但紧密相关的例证———将占星术作为“本土知识”纳入大学课程和让“原住民”接受教育———探讨了“本土知识”和“正规教育”的关系。将某部分知识确立为本土知识并纳入正规体制之中 (从而将其确定为合理合法的知识 ) ,靠的是宣称具有原住民地位的社会群体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而不是知识的实际内容。吠陀占星术在印度大学教育课程中占据一席之地 ,是因为支持这种做法的“印度教权利”这一群体争取到了“原住民”地位 ,并且具有将他们的信仰转化为合法“知识”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 ,原住民在政治上还没有发言权 ,因而他们的语言和知识体系仍处于边缘地位。所以 ,“本土知识”最终是一个政治和具体环境的概念 ,而不是具有实际内容的概念。     

英雄的阴影:从前的战士在战后的波黑

在战后的波斯尼亚社会中,所谓"战斗人员群体"(从前的战士、残疾的退伍军人和阵亡战士的家属)在其数量和象征意义上都占据了重要位置。战争期间,当时的三支军队都建立了照管战斗人员及其家属和重新部署从共产党时期继承下来的军事模式的新制度。战斗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出现在战后初期阶段加速增长,呈现的特征包括其暴力经历、所具有的法律和象征性地位及其与各种协会组织的融合。到1990年代末期,这些战斗人员生活境遇的下降和逐渐丧失的特殊地位导致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2001/2002年,社会民主党在穆克联邦选举中获胜之后,前战斗人员协会支持了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含混的分离意向,并对改革军人退休金制度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前战斗人员也以非正式方式参与了波斯尼亚社会的演化,甚至能够在社会协调中起重要的作用。     

财政分享转移的必要性

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财政公平转移是很多联邦国家财政措施的特征。一种观点认为这些转移是个人再分配制度的必要补充。它们使地区政府以不违背公平和效率的国家目标的方式行使自己的自主权 ,从而促进了分权过程。这是因为分权必将导致地区政府承担对这些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的工作 ,也会造成不同的地方政府在提供指派给它们的服务上的能力差异。这里总结了财政分权的效益和代价。恰当规划的财政分享计划能实现分权的效益而不付出任何代价。本文简要介绍了能够实现这一点的财政分享计划的特征     

从知识管理到以设计为宗旨的组织

当前 ,知识管理在集体学习行为中显示出危机的征兆 :公司内部的知识管理由特定的人员———负责设计的专家、研究实验室、行政部门等———负责已经有几十年了 ,但创新密集型资本主义的出现将这一特定的群体拖入了危机之中。这一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已不再是知识的“传递”问题 ,而是对知识的集体生产至关重要的互惠学习的管理问题。这种管理需要一种新型的“以设计为宗旨的”组织。它们能鼓励集体学习的循环 ,所以能自动进行物品、技术和专业的再生产     

决策、联合运输和可持续移动性:新的模式

本文讨论了现代运输系统和政策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当前形势的特点是 :运输政策有利于机动性但破坏了可持续性的基本要素。因此 ,我们需要可持续运输的新观念 ,能够在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中融入联合运输。建立可持续联合运输系统需要克服很多障碍。只有依靠能够使公众真正参与的正确政策和决策系统才能克服这些困难。不过 ,当前的决策程序和公众参与机制做不到这一点。实现新的运输模式 ,需要制定和采用新的方式。     

科学政策的制定:民主和知识机制的改革

不同社会角色扮演者对科学日益增长的需求不仅对科学家,而且对决策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如何应对公众的关注和产业的要求,同时又要保证科学发展的条件?本文认为这种关注并非与后者不兼容,而且必须作为认可科学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的科学政策的中心。通过分析葡萄牙科学政策的发展和在改革以前模式中所遇到的困难,本文认为科学政策的制定应为科学重新签订社会契约以融入民主的管理原则而不陷于特定的关注。这样,科学决策应在以前的自治模式和“竞争同盟”的禁锢之间创造让更多的社会角色扮演者参与决策和与知识机构互动的动力。     

社区建设的难题：探寻全球经济中的社区控制

人们常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但是，所有的经济呢？美国人喜欢认为自己国家的政治是参与性的和民主的。但是，美国的经济呢？（Berkshire Eagle，Pittsfield，Massachusetts）我在文章的开始引用这段话是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佐证了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它是刊登在《伯克郡鹰报》上一篇社论的最后一段话，发表的时候正值马萨诸塞州匹兹菲尔德宣布关闭一个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