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符号化消费的社会逻辑

“符号化生存”从两个维度解剖着当代人的精神状况,一方面,“符号消费”表征着当代人的需求转向,即从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到对商品所蕴含意义的追求;但另一方面,“消费符号”系统又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着现代人的社会生活.事实上,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符号消费”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作为一种社会后果,“符号消费”不仅侵蚀着现代文明的精神底蕴,并且导致一系列的重大社会危害.鉴于此,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符号消费”的社会逻辑.     

美元霸权·金融资本逻辑·人民币走向

美元稳定世界金融秩序的历史贡献毋容置疑,掠夺全球财富的"溢出功效"也日益彰显,诸如,"量化宽松"转嫁了自身危机,汇率调整洗劫了他国财富等等,这根源于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而引发的"金融产业转型"。事实上,"美元殖民主义战略"的全球部署,还勾连着国际资源的价格控制、美国债券的全球流通以及"他国货币"的发展困境,因而,人民币国际化走向中的"内忧外患"要妥善安置,特别要前瞻性地应对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对人民币的蓄意袭击。     

试论“劳务经济”的经济哲学底蕴

“劳务经济”有效缓解了我国目前严峻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提高了广大劳务人员的经济收入。不仅如此“,劳务经济”还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它改变了经济常规发展模式的“游戏规则”,促进了经济发展生产要素的“非对称性”结合,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它推动了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增加了资本积累,凸显了“资本动力”的张力;它张扬了人的自由个性,提高了人的自觉意识,体现了最大程度的人文关怀精神。因此,劳务经济不仅是当前阶段需要倡导的重要经济发展形式,而且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久之策。     

经济性:个人向度的读写

个人向度作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视阈,离不开特定文化思想的背景支援,这突出地表现在:哲学对"理念个人"的逻辑预设;物理学对"原子个人"的单位分析;经济学对"资本个人"的架构铺垫.社会历史愈是进入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个人向度的呈现愈是充盈、醒目和张扬;消费社会愈是飙进来临,"经济性"价值观愈发在酸蚀、瓦解人的完整人格.如是,剖析当下人类社会"灵与肉"的离合悲欢,尤其需要仔细查审经济性意识通兑情感的根源,这是个人向度读写的必要程式和思维脚手架.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批判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正义观念为切入点,建构了两种迥异的马克思正义观：以伍德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但没有从道德层面上予以谴责,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符合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剥削并不是非正义的;以胡萨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意味着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并且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剥削体制,不符合马克思的正义隐喻。从方法论上说,建构一种内在于生产方式的正义概念,或者一种超验的正义标准,都误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于马克思而言,正义观念是一种社会性历史现象。当下流行的所有权正义理论不过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一种共享共富的世界性正义话语即将生成。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探析

马克思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从本质上讲,马克思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他并没有沉溺于经济学理论或者政治学理论推演分配正义理论,而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框架内辩证地看待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是无法实现分配正义的,因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抽象地论及分配正义的种种理论和原则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的分配正义。     

论中国反贫困道路的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国情,积极吸收西方社会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成果,日益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道路的制度优势。一是突破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窠臼,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切实解决绝对贫困意义上的物质匮乏问题;二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协同发展的显著优势,逐步消除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难题。唯有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体制优势,尤其要建构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合作机制,才能真正支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启的共富共享道路。     

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四重超越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鲜明特质，这种现代化的基本设置及其运作诉求，在于最大限度地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盘剥自然、贫富分化、扩张攫取以及文明冲突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的现代性后果。依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实现了四重超越：一是扬弃“掠夺生态”“控制自然”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在”的生态文明类型超越；二是扬弃“剥削劳动”“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社会制度形态超越；三是扬弃“暴力掠夺”“霸权崛起”的资本主义对外扩张逻辑，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多赢共赢”的全球化格局超越；四是扬弃“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资本主义社会丛林法则，实现人类社会“天下为公”“命运与共”的文化理念超越。     

世俗化转向与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世俗文化呈现为两副面孔,一副是尘世幸福的规划、自我人格的发育和理性精神的塑造,这种景观受益干近代世俗文化开启的三大动力;另一副是实用心态的培育、未来定向的消解以及共同价值的抛弃,这种拟真得到了非理性主义哲学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推动.于是,感性心向、娱乐情结和消费欲求日益演变为当下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愈发呈现出酸蚀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倾向.对于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激变和心灵动荡,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着积极向上的引领作用,这取决于对当下资本化生活世界的有效反思、社会风尚之高雅低俗的理性导向以及价值观形成之成熟完善的构建机制.     

“差别原则”的内在张力与制度诉求——马克思式的扬弃

对于罗尔斯而言，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建构良序社会的基本前提，“差别原则”是捍卫平等价值的重要支撑，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偶然性因素引发的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马克思式的学者从权利正义批判的维度，澄清了私有制条件下“差别原则”发挥收入分配再调整功能的界限，他们在解构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幻象的基础上，否认了从正义原则层面建构新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当然可以引入诸如“差别原则”或其他类似措施，但它们“落地生根”的有效性有着理想社会制度类型的要求，这意味着一种新社会形态的变革，或者说昭示着创造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正当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