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的罅漏和刘宗周对王学的补救

阳明心学是在程朱理学不足以羁络人心的情势下建立的。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所以不能羁络人心,在于朱学以为心仅仅具有明觉的功能,在格得天地万物之理之后,才与天理合一。这种观点不但把心看得虚了,而且也容易使学者游心于外物,使心为物累。针对朱学的这一弊端,他重新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王阳明认为,人心之所有者,不惟明觉,而且天理充盈,因此无须通过朱熹所谓的“即物穷理”,待格得天理之后,才能达到与天理的合一。但是王阳明“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罅漏。“心即理”中的心,指主体意识;理,或天理,则是封建社会道德准则的异化,亦即封建纲常的异化。封建社会道德准则是该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通过复杂的合成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志的体现,因此封建社会的     

儒学与现代化漫议

<正> 一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苦恼着中国思想界整整一个世纪了.早在一百多年前,一些先进思想家,从富国强兵出发,认为儒学缺乏名、数、质、力之学,仅靠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法实现船坚炮利、达到抵御外侮目的的.于是,他们提出了"主于中学以西学补所不足"的口号.这个口号虽未使用"现代化"概念,但实质已提出了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当然,这些思想家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狭隘的,对儒学缺陷的承认也是不大情愿的.随着中国近代史的展开,儒学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些目光锐敏的思想家认识     

孔子天命观新论

<正> “知天命”是构成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下文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在叙述自己修养的历程时,也把“知天命”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孔子关于天命的论述表明,天命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纳入人学体系中进行讨论。     

论孔子的正名思想

正名是孔子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正式提出正名是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是年孔子自楚返卫,子路向他提出“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的问题,他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卫君即卫出公辄,当时他正与其父蒯聩为争夺卫国政权而兵戎相见。孔子的正名即针对这一事件而发。但正如谢良佐所说:“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论语集注》卷七)谢良佐认为,孔子的正名不仅是针对卫国特殊国情而提出的政治措施,而且是一般政治原则,这是正确的。我们即把正名作为孔子提出的一般政治原则加以探讨。     

孔子君子人格和中庸之道中仁、知并重思想——兼论孔子“知”概念内涵的缺陷

“君子”是孔子为人设定的应当达到、经过努力也能达到的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人格。“中庸”是道德的极致。“仁”与“知”是构成君子人格的两个基本因素。“知者利仁”、“知及仁守”,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作为至德的“中庸”是“仁”与“知”、道德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在“中庸”中,“仁”起着为行为定向的作用,“知”则起着使行为适度,无过不及的作用。孔子“仁”、“知”并重的思想涉及了真与善、知性与德性、智慧与道德的统一等重大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在我国古代这一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在人类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充分肯定孔子“仁”、“知”并重思想时,必须看到,他在“仁”、“知”并重中已存在重心略向“仁”倾斜的倾向,同对孔子对“知”的理解也存有缺陷。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和燕齐方术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对现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接受，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变化：儒家政治思想成为统治者的政治观念；儒家出身的文官成为不久前诞生的官僚集团的主体；先秦至汉初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分属儒、墨、道、法、名、杂等学派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阶层几乎全部“儒”化；儒家倡导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结果是古老的中国文明进入“儒家文明”时代。如果把“儒家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一下，我们…     

驳法家和儒家的历史观“根本对立”

在“批儒评法”中,“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一笔抹煞了法家和儒家同为剥削阶级思想家以及他们思想上共同性的一面,而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他们武断地认为,儒家和法家不但在政治上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在历史观上也是“根本对立”的。“四人帮”的御用写     

孟子关于“德慧”、“术知”之区分及二者相统一思想

孟子关于“德慧”、“术知”之区分及二者相统一思想马振铎孟子把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视作理性指导下的自觉活动。这一认识使能够令人达到道德自觉的＂智＂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在人的先天道德能力──善性，还是在后天道德践履之中，＂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