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政府的善后措施

一九二三年(雍正元年),在我国西北部青海地区爆发了以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为首的反清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规模不大,且历时较短,但它却造成了青海地区的混乱,危及到甘肃、西藏和新疆等地区的安宁。清政府采取果断的平叛措施,基本上安定了青海地区的社会秩序。这件事,在清代历史上算不得重大政治事件,但它在青海地方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统一与发展过程中也有着重要历史意义。本文仅就笔者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对这次叛乱发生历史背景、叛乱经过以及清政府平叛后的善后措施等方面,作些粗略的考察和初步的研究。     

一九八○年以来我国准噶尔史研究概况

准噶尔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族的一部,是明代瓦刺之后,在清代,厄鲁特也称“卫拉特”或“额鲁特”,是一个“逐水草,无城廓(1)”的游牧民族。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分为绰罗斯特即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厄鲁特四部“虽各有牧地,而皆     

英俄帝国主义侵略新疆的历史供状——读《马继业在喀什噶尔》

《马继业在嗡什噶尔》(macaftney at Ka Shgar)一书,是由斯克林因(Skrine,C.P.)和奈廷格尔(Nightingel,P.)合著的,一九七三年出版于伦敦。马继业是保许人也?他就是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侵略分子马格里(macartney.H.)的儿子,出生于中国,后回英国受教育,从一八九○年到一九一八年,马继业一直作为英国驻喀什噶尔的“游历官”和领事忠实地为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服务。《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一书,乃是作者叙述马继     

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刚刚从国外归来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来到了承德,受到了乾隆皇帝的热情接待。乾隆在承德接见各族领袖本是清政府政治生活中的常例,但这次却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清政府民族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对土尔扈特蒙古所采取的收抚的政策方针。本文仅就渥巴锡承德之行这一历史事件,试图对清政府收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略作剖析。     

试论《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与满泰使团的出使

《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是雍正七年清廷给远居伏尔加河畔土尔扈特汗廷的谕旨,这件谕旨的原件和《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敕书》原藏于新疆和静县土尔扈特汗王府(又称满汉王府),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上述三件敕书是清朝政府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清代民族关系史的珍贵历史资料,其历史价值,近年来已日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试就《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的内容作一介绍,并结合笔者接触到的有关中外历史记载,对雍正年间持此敕书出访土尔扈特汗廷的满泰使团略作评述。     

顾实汗生平略述

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明末清初我国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时期。汉族农民军与腐朽的明朝封建势力在中原地区进行着殊死的大搏斗,而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满洲贵族势力以锐不可挡之势长驱入关,与农民起义军和明朝封建势力形成逐鹿中原之势。它们以各自阶级的与民族的斗争需要,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力量,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也在急剧地变化。     

回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开拓——读李松茂著《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一书

近年来,我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出版了许多有益的论著,最近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松茂所著《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就是上述研究领域中结出的又一颗学术硕果。 《研究》一书是作者10年来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论文汇编,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收入《研究》一书的文章“有理论性的,有综述性的,有人物评价、族教关系探讨和书评,涉及到回族历史的诸多方面”。笔者作为一名回族史爱好者,通读了全书之后,确实感到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0年来我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进展情况,而同时     

伊拉古克三史事考辨

伊拉古克三,蒙古语有“胜者”、“常胜”之意,我国西藏佛教(俗称喇嘛教)领袖常常以此作为对蒙、藏大活佛的封号。据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在清代蒙、藏历史上至少有五位带有伊拉古克三法号的黄教僧人。这五位黄教僧人有各自的身世和历史活动,而且有的在当时还起过相当的历史作用(积极的或消极的)。但有些研究者们,对上述五位伊拉古克三的身世和史事往往分辨不清,不是弄错了身世,就是混淆了彼此的史事,以致张冠李戴,以讹传讹。这里仅就笔者所接触的史料,对上述五位伊拉古克三黄教僧人的身世,历史活动,略作介绍与考辨。     

试论渥巴锡

渥巴锡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的杰出领袖。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为了摆脱沙皇俄国残暴统治与民族压迫,他领导土尔扈特人民发动反抗沙俄政府的武装起义,并率其部众毅然地离开寄居了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经过长途跋涉,冲破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终于回到了向往已久的祖国故土,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谱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     

关于杜文秀评价问题

百余年前,云南各族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运动。在这次起义运动中,以滇西杜文秀(回族)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的势力为最大。他们联合了汉、彝、白、傣等兄弟民族,建立起以大理为中心的起义政权,控制了云南西部广大地区,前后坚持了十八年之久,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我国近百年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然而对起义军领袖杜文秀的评价,我国史学界还存在着争论,大体上有否定;肯定;基本肯定、部分否定这样三种意见。持否定意见的同志认为,虽然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反抗满清野蛮统治,是完全正义的”,但由于后来杜文秀与英国侵略者发生了联系,并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