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

《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是明嘉靖帝为其父兴献王朱撰写的实录体史书，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科，有些是其它史书所未见者，它对研究明中期藩王制度、兴献帝封地安陆的情况以及兴献帝本人都有很大价值。但由于本书不符合历史上只为皇帝修实录的惯例，因此修成后备受冷遇，且现在中国大陆只有一部，很少被人注意，以致它的价值一直被埋没。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     

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

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使臣的相互往来,沟通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两国关系出现与明朝以前不同的特点:政治上联系愈加密切,形成了政治上的“一体化”;经济上,朝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成为朝鲜的主流文化。     

明代中朝贸易及贸易中的相互了解

明代中朝两国的密切联系,带动了两国贸易上的往来。中国对朝鲜的贸易主要集中于明初的几朝,朝鲜对中国的贸易则贯通有明一代。两国间的贸易,较好地解决了各自所需而本国又不能保证供给的问题,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使两国在贸易中得到了相互了解。     

明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

明初,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基本建立。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三国间交往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地区和平稳定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趋势。自16世纪始,倭寇渐次对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猖狂侵扰,及万历二十年,日本发动的、针对中国的领土扩张的侵朝战争,使东亚国际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回顾这段历史,给人以深刻启示:中国是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核心力量;儒家文化是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思想基础;国际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相关性。这些对现实处理地区间国家关系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更多还原     

《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影响

<大明律>于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虽引起了朝鲜王朝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但从洪武二十五年至景泰六年,<大明律>一直与唐律、元律混同使用,造成了朝鲜王朝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混乱局面.世祖国王即位后,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了"用律,用<大明律>"的用律思想,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历代沿袭不替.专一使用<大明律>是朝鲜王朝之意愿,非中国之强令.长期专一和自觉自愿地使用<大明律>,为嘉靖时期形成的中朝政治一体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明代天津人口与城市性质的变化

明代的天津是一个军事城市 ,军队移民是这个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 ,同时 ,由于天津经济地理位置之优越 ,非军队移民也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明代的天津人口 ,特别是军队人口 ,由于广泛地、大量地参与各项经济活动 ,使他们的军人身份在发生变化。天津人口经济活动的不断增强 ,促使天津逐渐从一个军事城市向经济城市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