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的拉斯韦尔

拉斯韦尔的学术生涯折射出美国政治学在行为主义时期发展的走向,而拉斯韦尔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也完成了一系列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奠基工作,成为集"政治传播学先驱"、"政治心理学创始人"、"政策科学之父"于一体的政治学家;这一时期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也充分显示出实证科学的特征,彻底摆脱了古典规范政治学和中世纪神学的束缚.     

论20世纪3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内涵

国家社会主义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易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所谓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产业集中经营形式下大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既尊重个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高效灵活的私营经济,又强调整个社会的有计划生产;普产主义则吸收了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公道和社会平等的内涵。国家社会主义希望通过集产主义与普产主义的结合达到"人人有产,人人均产"。但这一过程中如果单纯由国家起主导作用,则会造成苏俄式官僚机构膨胀,社会最终通向"奴役之路",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尔特社会主义中行会的作用,利用社会团体的力量制约国家为恶。这样就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维持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平衡。     

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研究与精神分析法

政治心理学起源于对政治现象中政治人的精神与生理的关注,故此,对于政治人格的精神病理学研究一直是这门学科的主题。然而,人格一词对于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而言范围大小不同,心理学家将人格作为解释个体在面临不同刺激时的行为反应模式,政治学家更倾向于将人格看作一种心理防卫机制,进而探讨这种机制对于政治行为产生的影响。从概念界定到研究方法等方面,精神分析既促进了人格研究的深化和成型,又给政治—人格分析法带来了挑战。     

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调和型自由主义”——以20世纪30年代的“再生派”为例

＂再生派＂是后五四时代自由知识分子中一支重要的势力,他们通过《再生》表达出的现代性方案具有明显的调和论色彩,又具有自由主义的基调。以＂再生派＂为切入点对＂调和型自由主义＂进行研究,在研究思路上可以打破思想史研究中笼统的＂贴标签＂做法,在研究内容上可以为当下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思想资源。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

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懈的追求,其实质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20世纪30年代民族复兴话语的兴起具有特定含义,它与国民党内黄埔系发起的、以力行社为组织核心的民族复兴运动有很大关系。同时,它与农村破产的历史语境又有很大瓜葛。这套话语谱系的内容和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可以看作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感表达,它的出现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族自卑感的投射机制,但与此前相比又有着新的内涵。     

多维视角下"调和的民主政治"

修正的民主政治平衡了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兼顾了效率与个性差别,但该提法并不能完全涵盖再生派学人的主张。以选举制和代议制为途径,再生派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建立在民治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参与结合起来,希望形成一套有效安排效率、平等、自由的政治架构。     

毁灭"乌托邦"的"异托邦"——读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到三个普遍史论者,却混为一谈。近代关于普遍史的论证方式至少有三种,这些论证都建立在对人性改造具有可能性的基础之上。要批判福山有五个方面的难度,但总而言之,人类对于未来的好奇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向上的动力,如果在现实中找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结点,无论这个整全性学说本身的理论逻辑对错,都将窒息人类长远的发展。     

“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政治哲学观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民治主义相结合,创立了一套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哲学。“修正的民主政治”实现了“效率”与“个性差别”之间的平衡,根据效率的科学以国家权力集中为核心特征,根据个性差别的科学偏重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这一政治主张建立在“唯实的唯心论”哲学基础上,以唯实的唯心论解释权力与自由的关系,并将二者统一于民治主义的精神内涵上。     

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以20世纪30年代《再生》为个案

20世纪30年代,承接科玄论战的余绪,科学问题又一度泛起,张君劢等人拾起科玄论战中被搁置的话题,更加审慎地思考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胡适为假想的争论对手,围绕知识的建设与破坏,对科学派展开系统批判,并思考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更宜于民族建国的进程。这场论争没有正面的冲突,但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史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这关乎科学和道德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也关乎学术和人类在民族建国过程中自身的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