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险治理碎片化与社会合作治理机制的生成

环境风险的不确定和系统性决定了其治理机制的灵活性和多元化,而当今的环境风险治理存在碎片化状态,其中以行政规制的碎片化为典型。行政规制的碎片化具有难以克服的内生性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政府失灵状态。为了避免环境风险治理的碎片化,需要发展出一种社会合作的风险治理机制。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行政救济机制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环境纠纷行政救济机制的规范依据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基本法和各单行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和生态保护法的规定之中。这些规定宣示性多于实效性、指引性多于操作性、分散性多于系统性，由此导致行政救济机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如行政处理过程中政府干预明显、权威环境侵权鉴定机构缺失、相关行政部门之间缺乏协作等。对此，应增强行政救济机制在处理环境纠纷中的实效，构建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环保机关积极进行良性软干预的环境纠纷行政救济机制，强化软干预能力，从处理机构专门化、人员专业化、方法多样化等方面寻找强化路径的方法，引导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进行理性诉求。     

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机制

在分析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对公民提起诉讼动力不足的因素进行分析表明，动力不足的内在结构缺陷表现为经济理性满足度缺乏、生态理性缺失和法律理性先天不足等方面。应着力开发公民公益诉讼动力。     

生态文明视野下地方循环经济激励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国家主要采用调控式和政策性的方式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因而循环经济的绩效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具有自身利益诉求，可能会导致循环经济的目标发生偏差。当然，循环经济的目标偏差还来自当前对循环经济的狭义理解，即从经济上而不是从生态上对循环经济进行解读。随着生态文明国家战略的提出，需要对循环经济进行重新解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二元性和多层次的激励机制。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行政救济机制与司法救济机制的耦合——法社会学分析视角

文章在分析环境侵权民事纠纷救济分流控制系统的基础上,探讨了对这些纠纷进行救济的行政救济机制与司法救济机制之间的耦合问题.认为两大机制之间存在纠纷分流障碍、行政救济机制的输出缺乏司法监控和两大救济机制的纠纷处理模式衔接存在非对称性等问题,并就如何强化两大机制之间的耦合路径进行了初步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绿色壁垒”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于环境合作视角

中国—东盟框架内的纠纷解决机制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难以有效解决现有的“绿色壁垒”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绿色壁垒”本身具有一定合理性，且解决纠纷机制具有受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政治诉求等内生性的困境。要解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绿色壁垒”问题，必须结合“绿色壁垒”的两面性，寻求环境保护的对话与合作，构建环境质量体系、环境标志互认机制和环境壁垒预警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化法治路径选择——以广西自治县域为例

民族地区是扶贫成果巩固、西部大开发以及生态安全战略等国家重大政策实施的重要场域.在乡村振兴语境下,民族地区具有更为复杂的多元利益诉求,这使得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更为凸显.生态产业化模式的经济体系,既有统摄这种多元利益冲突的内在合理性,又有社会实践和自然禀赋基础,使其成为民族地区解决多元利益深层冲突的重要形式.生态产业化需要在法治路径上展开,而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化法治需求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法治路径选择和制度设计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