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主义"辩证

这似乎只是一个过时了的话题的再度提起,但没有疑问的是,当年困扰"透视主义"提出者的那些问题今日依然纠缠着文坛和学界的人们.文学中的那些元问题其实是不能指望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它被更新的思潮所问津并意味着前比的种种寻索不再有回溯的价值.     

先秦名家琦辞辨微

被称作“名家者流”的惠施、公孙龙虽比起先秦其他诸家来更多地“以善辩为名” ,但看似巧智的言辩毕竟淹贯了切实而确凿的价值取向。非价值中立的名辩态度使那些被讥为“琦辞”、“怪说”的论题未可以戏论漫评 ,然而 ,也正因为如此 ,聪慧的辩者终于未能把名言之辩引上形式化的向度以建构相应的语言或逻辑之学。名家是取论理之途作价值论证的 ,论理与价值的可能暌隔使他们无缘上达价值形而上学之境 ,也使他们的理致因着少了这一分形上眷注而显得内蕴不足     

生命化教育须从随顺人的生命自然说起

生命化教育是随顺人的生命自然的教育,它的最初的根据是从人的生命自然中找到的.它不在人的自然天赋之外有所奢求,但它珍视每个人的自然天赋中的一点一滴.     

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 --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予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尚德"的价值取向使脱胎于数术的阴阳家不再置身于数术家,而其对于"有国者"的"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的寄望,则使其近于儒家之学却又有别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之道;阴阳家在老子、孔子学说出现后重新回味了数术,但对"命"的再度眷注已是在对"道"的深切瞩望中.     

胡适“科学的人生观”的得与失

人生观是人生意义——从现实的终极——的探原式追问和归本性回答。科学则是人对自己的存在对象的一种知解性把握。在空灵的意味上,前者的全部问题在于为人生选择的总趣向作某种堪认为“好”的肯定;后者却以一种价值中立的冷峻态度一味寻求实事中的“是”。科学的“是”是主体对客体的非价值关系的对待性判断,人生观的“好”是主体对自身祈求或向往的关涉价值的反省,和与此成表里的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贞认。应当说,这里的“好”和“是”是两个理性向度(实践理性和知解理性)的问题。20年代的胡适曾试图以“人生     

“清”——魏晋人物品藻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

魏晋是死神主宰的时代,又是美神主宰的时代。死神在这里安排了无尽的兵燹、冤狱、屠戮和夭亡,美神却在这独特的悲剧氛围中成全了一代人的自觉的审美情趣。鲁迅说过,曹丕的一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实,推而论之,似也可以说:魏晋的一代是审美的自觉时代。当着礼教的规范骤然失去神圣的灵光,功利的角逐不再具有往时的诱惑时,魏晋士人——这个时代的文化人——多向艺术或审美的世界寻求心灵的慰藉或精神的解脱。那时许     

祈向虚灵的真实--西方价值形而上学窥略

哲学的运思不是冰冷的数理筹算,它的迂远而拙真的寻问自始就燃烧着人生终极眷注的热情.心灵的价值祈向是"形而下"欲求超越至"形而上"关切的真实契机,哲学家们由此创构的形而上学可恰当地称之为"价值形而上学".西方哲学先后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胡塞尔这里形成三个不可替代的运思枢纽,这三个运思枢纽也是"价值形而上学"的三种典型形态.它们分别在西方"轴心时代"、近代和现代的出现,使西方哲学之思的赫拉克利特之河呈某种节奏有致的律动.     

中国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萌生与拓展

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叶,是第一个阶段;从五四运动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西文化比较的萌生阶段,从“言技”、“言政”、到“言教”;第二个阶段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拓展阶段,二十年代主要以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为核心,三十年代主要以对民族精神的把握为核心,但由于二者都是对东西文化总体的比较,所以纵的时代坐标上的比较和横的民族坐标上的比较又总是相互渗透着的。     

从史"义"说思想与社会的互系

随着价值相对主义愈益逞辩于人文学术的腹地 ,史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先前所谓“历史本来面目”的执著渐次松开后 ,史学须得找到一个新的阿基米德点以获得人们的再度信赖。人们当然可以更多地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话语那里觅取希望 ,这里却情愿借助中国史学的资源探求另一条蹊径。一、从《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说起中国史学的源头可追溯到经由孔子笔削之《春秋》,尽管这之前早就有了诸多编年性的纪事文献。孟子曾如此评说《春秋》的发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     

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子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尚德”的价值取向使脱胎于数术的阴阳家不再置身于数术家,而其对于“有国者”的“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的寄望,则使其近于儒家之学却又有别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之道;阴阳家在老子、孔子学说出现后重新回味了数术,但对“命”的再度眷注已是在对“道”的深切瞩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