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论

赋、比、兴，历来多数学者是将它们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或写作方法。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阐发了赋、比、兴是三种最基本的文学思维，是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心物交互作用的三种不同的方式。它们在短诗小令中往往能独立显现，而在长篇巨制中则常常是相互兼容。我国古代很早就在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赋比兴”论，实在是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     

从消解走向重构——世纪之初古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在理论上始终追求能有用于世,但实际情况是,古文论的研究很难为世所用。在所谓“今与古”相结合的道路上,不论是“以今释古”,还是“析古入今”,其基本立足点都是以今化古,而所谓“今”,实为“西”,归根到底实以西方的一套来消解和包容传统。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热潮中,必须在承续和运用中研究和发展中国古代文论。这就要首先承认传统文论是有生命力的;基点是立足在中国,以我化人;态度是积极、主动地去复兴、光大中国传统的理论;目标是要将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完善化、现代化、实用化,使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理论重新焕发出理论的青春。     

《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

探讨《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一、《金瓶梅词话》当成书于万历年间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过去长期流传的是“嘉靖说”。最早提出此说的,当为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此则约写于万历三十五年。屠本畯与屠隆是同里同宗,但屠本畯于万历二十九年罢官归里时,屠隆     

《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

我国古代的小说理论,往往植根于具体作品的批评之中。明代各具特色的“四大奇书”,就为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四条不同的道路。其中《金瓶梅》一书,从明末《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以下简称《新刻》),到清代的张竹坡,再到现代的鲁迅,都称之为“世情书”。它不同于《三国》描写古代的帝王将相、兴废争战,也有别于《水浒》刻划超人的英雄豪杰、刀光剑影,更大异于《西游》虚设奇幻的牛鬼蛇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诚信问题探析

简要阐述在十六大精神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诚实守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分析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诚信构建的基本思路。     

"人"在《金瓶梅》中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金瓶梅》对于人和人性的描写和思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写了人性的压抑、人性的觉醒、人性的扭曲,写出了人的兽性与理性的矛盾与统一。这也是《金瓶梅》在艺术上能塑造出一批真人、活人的重要保证。     

《开卷一笑》与《金瓶梅》作者问题——从答《笑笑先生何许人也》说起

自从拙作《〈金瓶梅〉作者屠隆考》提出《山中一夕话》(其原本题《开卷一笑》)编集者之一“笑笑先生”为屠隆,是《金瓶梅词话》作者的问题之后,海内外学界议论不一。徐州教育学院《文史论坛》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发表了张远芬同志的《笑笑先生何许人也》一文,同他前一篇否定屠隆说,撇开笑笑先生与屠隆、与《金瓶梅》之间关联的文章《也谈〈金瓶梅〉中的一诗一文》相比。此文也终于来讨论他们之间的“三段论”了。遗憾的是,他文章开头的引子就把我说的“生即先生”强断为“主观解释”。其实,稍知一点他     

文学创作心境论──虚静与怨愤（上）

文学创作的心境大致可以分成虚静和怨愤两大类。虚静是一种摒除一切外界干扰和内心骚乱后的清明、宁静的心境。虚静能使作家的审美心理活动进入完全自由的状态，将兴奋点专注于一点。虚静者摆脱物累，超脱尘世，自然地把自然界的山水风光、田园景色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在虚静的心境下，容易创造一种“无我之境”，呈现阴柔之美。怨愤则是因国政腐败、时世混浊等社会现象引发的一种忧患、哀怨、愤怒心境。怨愤者往往积极入世，与政治、社会的功利联系在一起。怨愤者需要渲泄，抒发胸中不平之气，直接反映社会现实。怨愤的心境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往往是“有我之境”，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呈现阳刚之美。表面看来，这两类创作心境互不相通，水火不容。实际上二者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甚至相互转化。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答疑

拜读了徐朔方先生《〈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一文(见《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很受启发。比如,文章指出了屠隆别署娑罗馆,是“因为他从佛寺中移得娑罗树而得名”等,的确是我行文中没有顾及的“疏漏之处”。但是,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我觉得徐先生的看法还值得讨论。徐先生文章主要是围绕着《开卷一笑》进行的。其中最具份量的问题是“此书出版年代究竟在明末,还是清初”。诚如徐先生说的,“如果在清初,李贽编次、屠隆参阅之类的欺人之谈就不攻而自破了”。对于这个问题,我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见《复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中已有申述。现在,再就徐先生提出的两条论据辨之如下。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