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与不可变规范的区分及其学术意义——从语用与规范关系的对立观点说起

在语用是否必须恪守规范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对立观点。这两种观点都不无根据,因为事实上存在两类语言规范:可变规范和不可变规范。语码选择规范、语码组合规范接近于前者,语用原则规范接近于后者。区分可变与不可变规范有助于化解旷日持久、事倍功半的学术论争,同时有助于深化和拓展有关理论研究。     

也谈诸葛亮的澹泊——与黄裳同志商榷

黄裳同志著文于《人民日报》,说如果相信诸葛亮“主张淤泊”,那便是“中了《商士传》、《隐逸传》以至《三国演义》之类读物的宣传影响,”“上了过去论客的当。”请葛亮究竟主张过澹泊没有呢?黄裳同志似乎说得过于绝对了。黄所举的一些读物,当然不宜用作分析诸葛亮的论据,但至少还有《三国志·蜀书》和《诸葛亮集》,可以为我们弄清这一问题,提供可信的史料。请葛亮主张澹泊,     

《还魂草》及其评论宣扬了什么思想

《安徽文学》发表了江流同志的中篇小说《还魂草》以后,在文艺界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种评论是反对和批判的,一种评论是肯定和赞扬的。批判的同志们认为:《还魂草》掩盖了社会的阶级矛盾,模糊了社会的面貌;《还魂草》所描写的主要人物——杨丽鹃的生活理想是卑傲的,不值得礼赞和歌颂的;《还魂草》有着人性论的错误倾向。赞扬《还魂草》的同志们却认为:《还魂草》的主题“富有积极意义”,它“揭示了新旧社会的本质不同”,“塑造了一系列的形象和鲜明的性格”     

请勿唐突少女之神

我国古代传说有一种怪兽,“人面猴身,能言善笑”,名曰山鬼、山魑、(?)阳。屈原《九歌》中也有一首诗名曰《山鬼》,而屈原故乡秭归又在神农架附近,因此,我国的一些人类学家、古动物学家,便说屈诗山鬼可能就是正在神农架地区考察的野人。此说使他们的考查工作更具有神秘色彩和诗意。可惜他们重复了古代学者解释屈诗的谬误,论证的方法也不符合艺术的规律。     

检校三国部分史艺札记

《草船借箭》,是罗贯中写亦壁大战最精采的部分之一。诸葛亮神机妙算,周公瑾借故杀人,鲁子敬忠厚胆怯,曹孟德失先见之机,人物性格相互映照,戏剧矛盾错综复杂。当年,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裘盛戎诸先生合作演出,满台珠走,光辉如泻。真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考之历史,《草船借箭》完全出于艺术家的虚构。罗氏发軔于先,戏剧家则不断地镂金雕贝,进行艺术上的再创造。但罗氏创作时,似乎也有若干历史片断,为其构思作     

《华夏正气篇》序

巍巍华夏有五千年文明史,诗篇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如果把我们的祖国称为“伟大的诗之国”那是当之无愧,甚至是举世罕见的。诗多,诗的各种选本也多。大量诗话、词话,关于艺术规律、艺术方法上的许多真知灼见,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通观古今各种诗选,聚珍集桂,各有千秋,但以一种主题和题材编为历代诗选的,至今尚属少见。特别是在古往今来的吟咏中,我国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民族英雄,风流俊杰,为了抒发他们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讲风骨、重气节,向往未来,     

假道学掩盖不了阴谋家的嘴脸——驳斥朱熹掩盖孔丘阴谋家嘴脸的卑鄙手法

孔丘是一切反革命阴谋家的祖师爷,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揭露孔丘的大骗子、大阴谋家嘴脸,可以从他的身上,透视刘少奇、林彪这些鬼蜮的魔影。《论语·子罕》记载了孔丘极重要的一段话,这是他无耻地主张搞阴谋权术的铁     

清莲赋

中国人常常用来象征品格坚贞高洁的,有青松翠柏,有梅兰竹菊,还有莲花。宋代周敦颐作《爱莲说》,赞扬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乃“花之君子者也。”这篇简洁清雅的散文,刻画了莲花高洁的品格,抒发了作者鄙弃名利而洁身自好的志趣。梅兰竹菊松柏莲,也许可以合称为“七君子”吧!     

同一母题不同情怀——《苔丝》和《边城》比较

《苔丝》和《边城》都是关于纯洁美好的乡村姑娘的爱情悲剧.作家对故土风情描述的遇异和对寄托作家理想的主要人物刻画的不同,反映出在爱情悲剧这同一母题下,两位作家表达的是不同的情怀:哈代表达 的是颓废的悲观主义,而沈从文则更多地表达对重建故土乐园的期待.     

歌颂社会主义 塑造英雄形象——当前戏剧创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对于我们的革命文艺来说,是应该以歌颂为主,还是应该以暴露为主?塑造英雄形象、正面形象,是不是有强调的必要?这些问题应该说是早已解决了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是以表现和歌颂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为主的文艺,而不是以暴露为主的文艺,也不是“一半对一半”的文艺。毛泽东同志这一綱领性的文件,决定了我国革命文艺的基本面貌。我国的革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