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化表达——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本文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伦理化的表达:将政治上的敌人定义为伦理上的坏人(小人);用伦理的切肤之痛激起个体的"阶级仇恨";将革命的意义置换为伦理上的抚慰.同时指出,中国电影在伦理化表达上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对今后中国电影创作如何在思想主题的融注、艺术上的探索及观景愉悦的营造上实现完美的结合,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示意义.     

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理念革新与实践探索

当前,多数高校基本上都开设了公共影视课程,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形式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许多课程流于形式,甚至与美育的性质和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对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实施现状进行总结与分析,直面其中的困难和误区,牢牢把握＂美育＂的性质与目标,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下对大学公共影视课程进行理念革新和实践探索,以真正实现＂美育育人＂的目的。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文章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中"爱情"的登场、表演及退场方式,从"爱情的升华:在革命事业中获得意义确证","爱情的移置:走向同志情"和"爱情的缺席:纯粹政治时空的构筑"三个方面来见证电影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是如何在政治性的命题和人性化的书写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 “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理念革新与实践研究

针对当前大学公共艺术教育要么异化为"应试教育",要么满足于在各种文艺比赛中获奖的现状,我们需要正本清源,真正理解"美育"的性质和目的,从一种非功利的立场来认识艺术教育的作用,并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下调整思路,转变观念,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既要调整第一课堂的授课内容、授课方式和考核方式,更要在教育实践中融注人格教育与生命教育的内涵,并努力构建"大公共艺术教育"的格局,形成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互促进、第二课堂与校园文化建设良性互动的局面,使公共艺术教育真正成为实施美育、贯彻素质教育的极佳载体,并发挥它在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人格方面的最大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