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举全村之力”的教育理念

2013年3月，我前往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城市奥本（Auburn）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我的妻子和不到4岁的儿子一起陪同前往。这个围绕Auburn University而形成的城市只有5万人，其中有近2万多的学生。奥本曾被评选为最合适人类居住的50个城市之一，正是这个评价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选择其作为我的访学目的地。     

从二元论到二重性:布迪厄社会观理论研究

布迪厄反对将社会看作实体性的物质结构,以为这一结构能够被感知和触摸;也反对将社会看作是种种表象和意志,呈现于主体性的感悟中.进而言之,他反对在社会与个人、物质与精神、结构与行动等二元论范式中寻求社会所在.就此而言,布迪厄的社会观,是将社会看作是实践者及其文化所型构而成的有机生命体.这一特定的社会观,建基于他对"doxa"概念的阐释.场域与习性则构成了一种具体的二重性存在.由此,布迪厄展开了其唯物主义人类学的分析.     

地震、海啸、核辐射、战争 风险社会中的我们

人是脆弱的芦苇。日本大地震,以及接踵而至的海啸、核辐射和利比亚战争,让人的脆弱性以及现代世界文明体系的脆弱性和巨大风险一览无余。风险社会,人类何以自处？人类如果能够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能够决定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事务,人类就是一个能够控制风险并将风险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的＂神圣人＂。     

阅读秩序:空间语境下的乡土社会及其变迁

空间阐释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结构特征与社会变迁的演变过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空间与社会的辩证法,是指空间与社会处于一种相互建构的持续的绵延状态.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的、独立的社会空间,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基础是建立在"社会不流动"这一前提之上的,这一特征也导致空间生产的凝滞与内卷化.1949-1970年代的乡村社会是一个日益被边缘化的空间形态,新政权为了追求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通过实施各种空间策略,使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了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将乡土社会空间建构为同质性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即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导致城乡社会空间被割裂.考察1970年代肇始的大规模乡村社会流动,以及伴随着的空间转换、"时空抽离"过程,可以梳理出空间的新的形态与形式,以及不断变化的新的空间重组和危机.     

注意力分配的社会逻辑

新冠疫情期间，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将之称为从“正常”到“异常”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关键性的方面是人们“注意力”分配的变化。注意力是一个值得提炼的理论议题和经验性议题，在经验层面上，不同身份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注意力分配。如何回归到正常的注意力分配，不仅仅只是关涉个体的私人问题，更是关涉到社会和政治的公共性问题，即注意力分配的政治议题。     

社会抗争、国家与合法性危机——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及其“隐藏文本”

发生于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民众运动.抵制运动缘于华人在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在运动的初始阶段,它是遵循“规则意识”的和平运动,这是抵制运动的“公开文本”.但随着清政府立场的转变以及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辩驳,运动走向“极化”,政治诉求与“革命意识”得到彰显,这是抵制运动的“隐藏文本”.国家在抵制运动中遭遇到的“合法性危机”,意味着社会世界只有能从内部成功地组织自己,才能成功地与外部环境相联系.对于民族国家,所能做的恰恰是回到民族国家内部,落实自由民主的理念,如此方可超越民族国家,与世界对话,与现代秩序共存.     

对本土资源论及其“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性分析

法治本土资源论是上个世纪末理论界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但以今视之,其间有诸多或可反思的地方。一方面,与一般的阐释不同,本文认为本土资源论作为一个科学场域当中生发出来的理论范畴,其并非是一种自觉的理论逻辑的产物,而是带有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或者说,它主要不是学术场域的集体自发,而是学术与权力的一次共谋行为。其理论上的努力,或在于一种“后殖民时代”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具体言之,本土资源论所存在的最为关键性的理论假设是“理性人”概念。并且,在苏力那里,这一概念成为了本土资源论的一个前提性的基础预设。而本文则结合乡土社会的特定情境以及行为人的行为选择,进而集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和阐发,指出了本土资源论的不当之处。     

道德、政治化与抽象的世界主义 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及相关著作的解读

涂尔干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世界主义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涂尔干有关道德论述的脉络当中去。涂尔干对于“道德始于群体成员资格”的论断,决定了在他的分析当中,不同的群体具有等级差异性,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无疑被赋予了优先地位。如果我们必须回到民族国家来阐述道德的形成,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世界主义,这是一种鲜明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     

向何处寻求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兼评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对"分叉历史叙事"和"复线历史观"的认可, 或者说对分层生活历史的叙事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经由正当性概念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一概念将不同的分层生活整合进一个文化网络,从而使得这些生活在理论自洽与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呈现出秩序.换言之,一旦权力运作得不到文化网络的支援,整个乡村社会则会失去往日的秩序.权力的文化网络对于利益的组织在静态的意义上是比较成功的,也即是在横向的利益传输方面是可能的.但对于纵向的利益传输以及动态性的利益组织,文化网络却缺乏说明的张力与解释力.     

市场社会还是市场性社会?——基于对波兰尼与诺斯争辩的分析

就对工业革命的理解而言,卡尔.波兰尼和道格拉斯.诺斯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前者从互惠、再分配和市场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市场社会的形成,而后者则关注交易成本与制度变迁之于工业革命的核心价值。本研究试图通过阐释两人的理解来重新发现现代社会的蕴涵,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现代自由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