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公共领域的重塑及建构——以网络媒介兴起后的网络公共领域为例

新时期,由网络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带来了经典公共领域范畴的重塑或新生。因此,在此探讨经典公共领域的重塑主要特指网络公共领域,广义上还应包含因网络媒介影响的其它生活场域。本文力求运用解释学方法阐释新时期网络媒介的兴起带来了经典公共领域的重塑,并尝试提出中国理想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建议。     

中国正进入风险社会时代

本文在全球社会风险聚焦的背景下,对风险和风险社会概念进行了讨论与分析,详细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源起、分配与承担以及传递,勾勒出目前中国正进入社会风险时代的基本轮廓以及可能产生的新的风险景况,指出转变旧有的社会治理思路,建立适应风险社会的新型风险管理体制迫在眉睫.     

社会互构论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取向及反思

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再次调整、转变和互构过程.从社会互构论视野来看,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两个建构趋向:国家职能从集权走向放权和社会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同时,当前学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市民社会问题,以及研究视角和路径等缺乏必要的反思,对其探讨更应关注中国特色的本土实践.     

社会学中的时空概念与类型范畴——评吉登斯的时空概念与类型

时空概念已经不是哲学的特殊品,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核心问题.在社会学的研究层面上,吉登斯的时空类型能够深刻地描述和解释现代生活的时空特性.实际上,吉登斯的独特时空概念和类型分析途径具有自身的理念前提和逻辑基础.他不仅从哲学角度批判和吸取合理的成分,而且另辟蹊径构思自身的时空解释体系.在对日常社会生活的时空理论阐释方面,吉登斯的时空概念和类型显示出了很大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时空其他特质的疏忽点.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状、特点及对策--中部A省未成年犯调查

多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大面积的统计调查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禁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致使社会及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全面整体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印象,本次调查在得到相关部门允许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统计数据为学术界及社会提供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印象。文章首先描述了未成年人犯罪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特征,并与相应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对照;描述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况及其在社会犯罪中的各项比例,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未成年犯罪者的生活环境,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具体措施。     

社会学与历史特质的运用

社会学的发展注定脱离不了历史特质的面对与运用.这种历史特质的面对与运用,可以从学科关联中弥补社会学的内在要求.社会学的发展不仅要面对历史特质下的理论传统,还需要面对现实社会问题阐释的历史特质以及历史特质下方法关联中想象力的冲击.     

农民失地风险分配差异

农民失地风险的分配不仅由城市和政府流向失地农民群体,同时在失地农民群体内部也因个体差异而呈现出群体内部的两极分化。失地农民群体在行动能力上的差异影响着失地过程中失地风险的分配,而个人承担能力的不同也影响着失地之后风险的应对,同时失地农民群体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阶层内部也表现在地区差异上。这种风险的分配机制和贝克等人的风险分配机制吻合。研究失地农民的风险分配差异可以使得政府对于失地农民的救助政策得到最大的发挥,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一元、二元到多元--论社区服务理念的创新

中国城市社区服务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至今,已形成了一个多内容、多层次的网络系统组织.在此变迁过程中,"社区服务"概念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与展开,如今与社会保障、基层政务、第三产业、社会工作与互惠交换等概念胶着在一起,使之失去了当初的纯洁与单一的内涵,变得丰富而又复杂.有鉴于此,应当代之以新的多元机制的社区服务理念,并从社区服务由"单位型"向"多中心秩序"的嬗变、社区服务系统的内环境与外环境、以社区发展委员会为中心的多方互动模型等几个方面加以澄清和厘定,多元机制应该成为中国城市社区服务进一步发展的理念先导.     

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

自社会学创立之初,中国也随后积极地加入了社会学的学科研究行列中,并在当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由于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始终与世界的主流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国内三代社会学家努力提倡的"社会学本土化"愿望中,社会学真正的本土化标志应该在于理论的本土化.但目前中国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历史发展的境遇和学科理论发展的逻辑中寻找突破口,应是新时期我们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新路径.     

项目制下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制创新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老年人面临更大的养老服务压力,然而传统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以项目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最大程度地有效利用、管理、监督财政资金,实现高效、技术化、标准化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能够弥补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的严重不足,提高养老服务供给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