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人大机构经费拨款的影响因素——基于1994-2007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人大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的地区性和功能性不均衡。根据1994至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所建立的动态模型以及系统广义矩(System GMM)估计方法考察各地人均人大经费拨款的影响因素发现,政治竞争、经济增长、行政国家重构与维持社会稳定四种理性共同塑造着地方人大的发展轨迹。多重理性的同时存在也决定了各地方对待人大机构的工具性态度,这也是地方人大发展呈现出地区性和功能性不均衡的根源。     

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与中国劳工团结——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个案研究

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传统的生产模式与劳资关系.随着生产过程的网络化,传统由政府、企业和工人三方参与的劳资关系格局开始被打破.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等新的行动者的出现,工会等传统的行动者也在改变自身的行动.在新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发动的工会化运动、跨国公司推动的车间民主化,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对劳工的充权等新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的劳资关系的网络化发ⅱ展.这种新的劳资关系格局,既非以国家为中心,更不是以劳工为中心,而是一种多元行动者构成的网络化关系.通过对在福建泉州的美资沃尔玛超级市场成立基层工会组织、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在福建的代工企业进行工会代表的民主选举,以及在广东的一家代工企业成立员工委员会的三个个案的研究,文章旨在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工人在企业层面的组织行动和利益表达进行研究,探讨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对中国工人的团结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国家调解能力建设:中国劳动争议“大调解”体系的有效性与创新性

面对日益复杂化和极端化的内部社会冲突,中国选择了不同于法律吸纳和刚性压制的方式,而是通过柔性的调解机制来主动疏导社会矛盾。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在劳动争议处置领域中展现出其创新性和有效性。尤其是2006年以来国家推动的大调解模式,通过工会内部的上下联动、法律援助促成和解、劳动仲裁加强庭外调解以及法院鼓励诉前联调等调解机制创新与整合,显著地提升了国家对劳动争议的调解能力。大调解的模式创新与有效运作反映出中国国家面对内部冲突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制度弹性。中国的调解机制也正在成为比较治理研究谱系的一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新类型。     

跨越国家赋予的权利？——对广州市业主抗争的个案研究

维权实践的屡屡受挫逐渐使广州业主抗争者看到了另一个层面集体诉求的对象--不合理的规则。于是,一方面,对规则制定权威的信任,促使他们改变抗争诉求,将反应性的规则执行参与行动转换为进取性的规则制定参与行动。另一方面,“有组织抗争”增进了跨小区层面的业主团结和相互信任感,将原本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业主个人的微观社会资本转换成为组织的宏观社会资本。不过,为了避免被指责为与当地政府作对,抗争者在建构抗争话语和策略时不得不向国家靠拢,使得国家支配性的政治话语和国家赋权的一元性制度安排融入了动员结构进而规制了抗争行动。结果,业主们提出的进取性诉求,不过是倚仗高阶规则之权威要求低阶规则制定者兑现国家既已赋予的权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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