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作为德国社会学的两位奠基人，滕尼斯和齐美尔奠定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代伦理生活格局。伦理世界观的分流源于他们各自对时代处境的体验以及对思想史的独特解释。从近代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滕尼斯的社会伦理的核心是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与风尚，一切价值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与此相反，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从一开始就以对社会伦理的批评作为前提，他将超越社会的个体生命视作伦理的目的，对他来说，生命不仅意味着身处社会之中的个体具有饱满个性，而且从自身孕育出客观的、适用于他自己的伦理责任。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德国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交织与合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德国社会学史的清晰主线。     

滕尼斯的“新科学”:“1880/1881年手稿”及其基本问题

在早期的1880/1881年手稿《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哲学的原理》中,滕尼斯奠定了一门经验的文化科学及其未来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考察,本文揭示了滕尼斯的“文化科学”内含的三个辩证运动着的维度:(1)洞察经验事实;(2)在对事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生活理想;(3)寻求在经验中实现理想。对滕尼斯来说,“文化科学”的奠基工作同他对德国现实命运的关切紧密联系,面对抽象个人主义与国家专制主义的双重困境,滕尼斯产生了重塑伦理生活的理想。通过“文化科学”对人性的重新解读,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在1887年出版的第一版《共同体与社会》里,滕尼斯将历史的维度加入“文化科学”之中,继承并发展了1880/1881年手稿的基本问题。本文尝试指出,考察滕尼斯所奠基的文化科学传统,对于反思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精神分析与战争经验——作为《精神分析引论》主线的战争问题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同它对战争经验的体悟密切相关。19世纪末以来，战争不仅意味着历史处境，更塑造了现代人的总体经验。如果要从战争经验出发理解弗洛伊德的学说体系，他大战时期的讲演录《精神分析引论》可以充当核心的阐释文本，将精神分析学说从第一哲学、社会学推展到新的“再教育”思想。作为第一哲学，精神分析由普遍怀疑还原出战争状态下诸意向交织、冲突的自我，并逐步揭示自我的爱欲本能与死亡本能；在此基础上，作为社会学的精神分析呈现了日常生活的战争面貌，其实质为人的爱欲本能同死亡本能的纠缠与冲突；最终，为引导爱欲，节制死亡本能，作为新的教育学说的精神分析指明了现代教育的限度、条件和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