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党校的课怎么讲

苏区时期,党校的课程主要由两部分人员来讲授。一是党校领导和专职教员。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包括任弼时、张闻天、杨尚昆、董必武、徐特立、罗明、李维汉、冯雪峰、成仿吾、李伯钊等人都承担了讲课任务。当然,这一时期专职教员极少。二是受邀请的其他部门领导。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邀请了毛泽东、陈云以及顾作霖等人来讲课。省级党校也借鉴了这一做法,像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就邀请了方志敏、万永诚、关英等人来讲课。就苏区时期而言,党校的讲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论1921—1935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问题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通过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党内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逐渐统一了认识,而这一认识直接影响到我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在1921～1935年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虽有着几次明显的变化,但因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始终没有突破,从而在这一政策上也没有实质的改变.这一现状,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逐渐得到改变.     

试论罗隆基的法治思想

罗隆基在英美的留学经历,使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情结,但回国后,国内法治的现状及1930年他本人的被捕事件,使他认识到中国实行法治的必要性.罗隆基提倡在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方面的法治化,这三个层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他的法治思想体现了中国一个时代的特征,有其积极意义与不足.     

抗战胜利后罗隆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心路历程

对英美民主的基本诉求和对中国命运的现实关怀,是罗隆基多年来一贯坚持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准则,这两者在他论政时期是一直并行不悖的,并成为其根据中国当时诡异的政治形势做出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尺.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罗隆基参与了当时大量的政治活动,并经常在国共两党激烈的斗争中做出具有一定偏向性的选择.这些选择,实际上并未背离他的理想,相反,却是对其理想的一个坚持与延伸.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比较

自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斗争。作为当事人之一，瞿秋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漩涡。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运动，到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达到了高潮。但自1931年以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心境的变化，自然与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不佳有关，但与当时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也有着直接的联系。     

李立三、瞿秋白与“立三路线”批判

在＂立三路线＂批判过程中,李立三和瞿秋白同为批判对象,并因此而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双方对这一路线的认识、对党内外的指责、以及离开原来工作岗位之后的心境并不完全相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在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坚持党性原则以及个人品格方面又有着相当的共同点。     

中共革命：从社会改造到社会建设——以井冈山的斗争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即将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它又将社会建设与革命动员有机地结合起来。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更是借助于政权的力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建设实践。虽然受战争环境、区域条件等影响,这次实践并没有取得充分的效果,但却开启了共产党改造社会的一幕,并为之后的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社会建设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从井冈山斗争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谈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创与坚持

与苏俄革命不同,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自井冈山斗争以来,这一道路经历了一个开创、发展的过程。它的形成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正是因为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坚持,才有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这一胜利,实际上也是对这一道路科学性的肯定。     

人权保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实践——以防疫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自1931年11月成立以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在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方面给予了苏区人民在人权方面以相当的体现.在大规模疫病袭来之际,苏维埃政府除了采取各种措施对人民进行积极的治疗外,还不断完善自身的防疫机制,从实践中对人民的生命权给予了充分的保障.苏维埃政府在防疫问题上的努力,与同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相比,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也体现出了两种不同的人权保障观.     

建国后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问题”的探索

建国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毛泽东因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认识与实践上出现了偏差,而邓小平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从而推动了中国实践由"革命语境"到"建设语境"的完全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