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人法制思想探析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国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法制思想的演变反映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由于时代的差异,三代领导人法制思想既有前后传承的一面,又有因时而变的一面。毛泽东开创了中国法制的体系,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法制思想,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时代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法制思想。     

人民调解精细化的理论逻辑与发展限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调解经历了从衰落到复兴的变化,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人民调解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并在2010年之后稳定在高位状态。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同一时期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持续减少以及调解员解纷比率的不断上升。这种现象的形成与近年来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密切相关。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的精密化、纠纷处置的网格化、解纷技艺的专业化和调解过程的精致化等方面。矛盾纠纷复杂化与人民解纷需求转变、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是造成人民调解精细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顺应了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促进了调解效能的提升,为人民调解的转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向,而受到制度内在属性、调解活动的价值理性以及资源投入边际效应等的限制,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限度。     

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制度变革与路径选择——兼评《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

农民工问题根植于我国特殊的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之中，制度的粗疏甚至缺失是导致农民工权益保护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制度变革以实现农民工权益的有效维护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益思路，但在强调制度变革必要性的同时，应对制度变革所需要的其他法律制度的支撑、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契合程度以及路径依赖和意识形态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等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以避免走入单纯强调制度变革的误区。为此，农民工权益的维护理应选择一条制度与观念并进、立法与执法并重的路径，而在具体层面上则可以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多组织参与，同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全面渐进变革的方法，以实现农民工问题的有效解决。     

论恶意商标异议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

恶意商标异议的认定应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上不正当行使异议权的恶意心态、客观上缺乏法律或事实正当依据的商标异议行为以及异议行为给商标注册申请人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后果等方面。规制恶意商标异议的法律对策,一方面要增强社会成员的法治意识,另一方面更应注意现有制度的完善。应完善商标异议的理由和异议人的资格制度,创设商标异议快速审查程序,增加被异议人的程序选择权利,同时建立针对恶意商标异议的惩罚性赔偿机制,通过制度的完善遏制恶意商标异议的发生。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以法律文化创新为视角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是法律文化创新的逻辑使然.法治主体的文化创造性、法治实践的文化限制性与法治建设的文化发展性构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基本缘由;历时性概念的"传统与现代"、区域性意义的"先发与后至"与结构层面的"显性与隐性"形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现实语境;制度建构中的文化继承与更新、法律教育中的文化传播与接受及法律实践中的文化创造与超越是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具体路径.     

论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缺陷及其重构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存在一些缺陷,表现在立法层级、拆迁目的、法规内容、权利救济四个方面.重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需要从改变立法观念,提高立法层级,完善立法内容,明确救济途径等方面进行.     

农民工与工会维权机制创新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以农民工的称谓和平均每年1300万人的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如何有效发挥作用,成为新形势下工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工会介入农民工维权活动的理论基础200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进城就业     

当代农民维权问题研究回顾及反思

当代农民维权问题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而相关研究总体上可以区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知识领域。当代农民维权问题的已有研究一方面保持了学术上的连续性和对话性,促进了对农民维权问题的多维思考,而另一方面有关农民维权基本范畴的厘定、研究视角的创新、多学科基础上规范性研究的强化等仍是将来学术努力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