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发展阶段述论

敦煌学发展阶段述论胡同庆，周维平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九十年来，大体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１．第一阶段《１９００—１９０９年）这一时期，是序幕阶段，以保护对象为主要目的。虽然这一时期没搞什么敦煌学研究，但它却比敦煌学研究更为重要，是一个很值得中国学者反思和...     

略论印度龙与中国龙的关系

在印度佛典或印度传说中,“有无量诸大龙王……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天龙一鳞虫耳,得一缔之水,散六虚以为洪流”,“龙得小水以降大雨“。在中国神话中,“应龙畜水”,“应龙……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有神,人面蛇身赤,……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现代汉语学者将其归纳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有鳞,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由此可见,印度龙和中国龙都有兴云布雨的神力,都具有“龙”的特征。     

也谈藏经洞文物的性质

最近仔细阅读了荣新江先生的《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和方广先生的《敦煌藏 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得到许多启发。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说：“藏经洞的封闭问题涉及 到历史 、宗教、美术、语言、文学、考古等各个方面。”在此启迪下，我从心理学、逻辑学等角度 对藏经洞文物作了一些探讨。 我以为，藏经洞文物性质既有荣新江等先生主张的“珍藏”意味，也有方广等先生主张的 “废弃”意味，但其中更多的内涵，似乎应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其理 由简述如下： 当代有许多家庭将孩子使用过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里的教…     

也谈莫高窟第285窟“十二时兽”

最近 ,梁尉英先生发表了他的大作《十二时兽更次教化———试说莫高窟第２８５窟等壁画山林动物》①一文 (以下简称梁文 ) ,将莫高窟第２８５窟“四披下端”正在静卧或走动的“各种动物”解释为十二时兽。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新论。我如饥似渴读完了全文 ,却发现其中的许多新论是本人所难以理解的 ,今择出其一二谨向梁尉英先生求教。据梁先生说在莫高窟第２８５窟主室四披下端 ,可以看到有“结草为庐”的圆券形敞口之庐 ,“草庐周侧有各种动物狮、虎、猪、羊、狼、马、兔、牛、狐、鹿等”。梁文对十二时兽的讨论正是以这些动物为着眼点的。众…     

也谈宗教和迷信的关系——关于《浅谈宗教和迷信的关系》一文的若干质疑

侯绍庄、吴斯清同志在《浅谈宗教和迷信的关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2期,下面简称《浅谈》)一文中,努力对宗教和迷信之间的关系作了许多探讨。两位同志的探讨对我们真正搞清宗教和迷信的关系有很大帮助,但是在两位同志的文章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一、宗教与迷信之间的逻辑关系     

试论佛教的道德原则

我们知道,佛教宣扬的阿罗汉果强调自我解脱,而菩萨果则一方面考虑自我解脱,另一方面要求帮助众生也获得解脱。从道德基本原则,即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而论,罗汉显然是以利己为根本目的,那么菩萨呢,其根本目的究竟是利己还是利他,或是两者兼之?这是一个涉及到佛教本质的问题。按照佛教徒自己的说法,菩萨果是自利利他,即两者兼顾。如《无量寿经》认为:“自利利人,人我兼顾。”《佛学大辞典》有所谓“二利”的概念,里面明确指出:“上求菩提为自利,下化众生为利他。小乘之行,唯为自利,菩萨之行,乃兼利他。”这里一个“兼”字看来似乎使大、小乘泾渭分明,似乎大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上,不是像小乘以利己为根本目的,而是“自利利人”,而是“自利兼利他”。     

试论敦煌学系统工程

所谓敦煌学,是一门以敦煌石窟艺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敦煌其它遗留文化和相关史料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这个定义里面的关键词组是“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偏正词组,即:研究的对象;从整个定义的深层涵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一个动宾词组,即:研究某对象。其中,对象是“敦煌石窟艺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敦煌其它遗留文化和相关史料”三大内容。怎样去研究这些对象呢?是“综合性”地去“研究”。所谓综合性,在这里实际上是不同角度(方法、手段)的意思;另外还有不同目的的意思。     

《敦煌研究》十年述评

《敦煌研究》是由敦煌研究院主办,国内唯一定期出版发行的敦煌学学术研究刊物,该刊于1981年试刊,1983年正式创刑以来,到90年整10年时间内,刊发学术文章407篇,字数400万左右,图像资料1500多幅,为促进敦煌学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并从一定角度反映了敦煌学在这段时间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