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公共环保设施建设中的冲突治理——基于广州经验的考察

公共环保设施的有序建设是解决超大城市"垃圾围城"问题的重要途径,但设施建设过程中频繁出现的冲突问题却使设施陷入"落地难"的困境。作为超大城市的广州,通过建立高位统合的治理结构、强化科学规范的制度建设、遵循合法合规的工作程序、贯彻以人为本的群众路线等具体实践,逐步构建起对话协商、系统协同、政民协作、利益协调四大机制,从而推进公共环保设施建设中的冲突治理,为全国大中城市推进公共环保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     

农民工权益维护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产物。农民工权益能否得到维护与保障，这不仅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和谐社会能否建成的关键问题。本文分析了农民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民工合法权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和谐社会维护农民工权益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当前我国市场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

市场运行是指市场的主体、客体,以及市场组织及市场机制的运动、发展过程,它是市场规模结构、功能、要素和流通力发育的综合表现。市场运行的过程,既是市场经     

农民身份转变中的权利实现机制

农民身份转变是城市化战略的必然产物,是一个涵盖文化素质提升、角色调适、利益调整与权利发展等多个面向的实践过程,对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至关重要。为研究该社会政治过程,基于公民身份构建视角提出的＂权利一体论＂能够回应和弥补＂文化转型论＂与＂政府自利论＂这两大主流观点的不足。透过对身份转变过程中权利实现机制的研究,＂权利一体论＂不仅能为＂农民终结＂开辟新道路,而且能够推动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形成。     

发展西部地区才能共建和谐社会

本文就西部大开发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展开论述。论证了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并对如何实现西部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     

多元主体、思想资源与制度创新——当代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政治社会学理解

廉政文化建设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然而,目前中国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着两个阻碍其发展的普遍性问题。为成功化解和克服廉政文化的发展困境,应从政治社会学视野去理解廉政文化：强调领域界分与主体多元;坚持以公共道德管理为导向;吸纳现代思想资源,创新依法行政制度、民主参与制度和监督问责制度。     

为公民身份而斗争: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政治学解释——以四川G镇的抗争事件为例

"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分析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新的解释视角。被征地农民的抗争促进了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生产出行动主义公民(activist citizen),并且众多的公民抗争行动还能借由逆向驯服能力促使政府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此种解释不仅有利于深化学术界关于农民维权抗争是否具有政治性的认识,而且展现出中国语境下公民身份发展的特殊图景。     

新型城市化视域下中心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支点——以广州市为例

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对广州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革新要求。从广州新型城市化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契合性出发,全域广州、以人为本与协同治理是实现广州构建城乡一体的管理和政策框架目标的三个有效支点。全域广州要求各政府部门的职能扩容提质,实现职能城乡一体化;以人为本强调以镇街为中心,从纵向上分类调整政府职能配置,强化公共服务效能;协同治理则是在城乡基层社会构建一体多元的城乡社区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新型社区。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原则的理论思考与对策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 ,使得人的自由主体性不断凸显 ,社会主体的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 ,将日益成为时代性的主题。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原则的理论内涵、实施依据及目前的现状出发 ,对主体性原则今后的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与对策。     

城乡整合、身份边界与农民权利发展——成都城乡统筹改革中农民身份转变经验考察

农民的公民权利发展是一个契合时代潮流的宏大论题.城乡统筹中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实践呈现出城乡整合与农民权利发展的典型意义.按照增量改革原则,在国家行为的主导之下,通过分化与重构传统的农民身份、消解村民身份与公民身份间的紧张关系,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身份边界和权利边界被破除,双方在与国家、市场及社会的联系中将面临相同的行动规则,由此推动着农民的公民权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