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高密度人口分布下的社区建设——以广州荔湾区为例

以广州荔湾区“六普”资料为根据，就人口高密度分布与社区建设的关系进行梳理与探讨。荔湾区“六普”数据显示，城区人口密度过高，成为影响社区生活的主要因素，给居民生命安全、公共生活质量与日常生活便利性带来负面效应。科学化与人性化人口密度干预是治理高密度人口问题的理性策略，如“跳出”社区视野，在城市“一盘棋”中均衡人口布局，在社区建设中，通过社区更新改造，增强人口承载能力，通过建构便利舒适人居环境，提升社区生活质量。     

关于微型宾馆经济的思考——以微型宾馆聚集点为例

微型宾馆经济是我国主流社会所忽略的领域,但在强调底线民生与社会治理的情境下,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发展已经进入不再"唯经济指标是从"的背景下,给予更多关注就成为必要。微型宾馆经济是草根经济的具体形式,主要在满足生存型的就业与消费需求时,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基础上发挥替代性的生存保障功能时,拥有独特的社会经济价值。然而,由于现阶段种种系统化因素的制约,其存在发展与诸多"问题化"的现象相关,如在经营管理、治安消防、卫生检疫等方面面临许多问题,使得其功能价值遭遇严重的"遮蔽"。而把微型宾馆经济纳入公共管理服务的主流领域,建构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制度及政策体系,是微型宾馆经济有序发展与利益相关者能够协调共荣的基础。     

城中村空间结构的社会因素分析

城中村独特与怪异的空间结构形态成为当下令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研究以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为框架,针对城中村空间结构中呈现出来的非理性、公共理性匮乏与孤岛型空间存在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并认为,准企业型政府下的低成本城市化策略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职能缺位或者力度不足,致使村落以自发方式完成空间的城市化过程,这是目前城中村空间形态问题得以产生的前提.而在该前提的约束下,传统村落空间结构路径依赖、集体土地制度中的模糊地带及其利益争夺、城市化农民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行动的冲击力,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城中村空间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强化公共理性的介入,变村落空间的自发城市化为自觉城市化过程,此乃化解城中村空间结构问题的关键.     

城市化与农民进城的方式

在农转工、农转居和农民工这三种农民进城的主要方式中,农转工由于体制转型的问题而变得举步维艰,作为其替代办法的农转居虽然正成为许多地区解决失地农民生存问题的首选方案,但许多农民通过这种方式进城面临着因其素质低下而无法就业只能“吃低保”的困境,因此,农转居不宜盲目扩大规模。与上述两种行政主导型的进城方式相比较,农民工则属于一种个体主导型的进城方式。因而只要加快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其创造宽松的进城环境,则农民工无疑可以成为一种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吸纳农民进城的主要方式。     

论转型社区的“城乡混合结构”

转型社区是在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结构"松动条件下,城乡关系重构的结果。也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转型社区形成独特的社会结构,即"城乡混合结构"。该结构作为阶段性的本质特征,是转型社区深度城市化的基础和出发点,其存在和运行,虽然有助进一步拆解城乡二元结构,但也使社区关系过度纠结,结构性张力过大,并呈现出普遍的治理之困。把转型社区纳入城市运行系统、建立或健全现代社区组织结构、改革集体经济体制机制、建构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制度及地方政策法规,在城乡机制或规则的互动中求得平衡,是走出治理困境的主要应对之策。实践中尽可能避免剧烈地打破原社区结构,而是通过多元渐进路径,以实现转型社区的现代转型。     

城中村"景观"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城中村"景观"问题是具有共识性的"问题"性现象,且普遍存在于我国大中城市中.该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不仅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社会结构中的某些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如缺乏"内植"的规划先行发展观,城市规划实施效果"软化",农民对城市化利益的个别争取是诱发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力求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超越物质"景观"层面的关注,并在基层依托基础上强化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     

前苏联经济转型期社会失序问题及其主要教训

本文利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对苏联在经济转型期的社会失序并最终导致联盟解体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指出 :(一 )经济转型期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循序渐进而不是超前推进 ;(二 )经济转型期的改革是新旧社会要素急剧分化的过程 ,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对整个社会的统一领导 ;(三 )改革中绝对不能对外来势力的干预与影响掉以轻心。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     

关于政府主导城中村改造的探析——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

城中村改造是当前广州市政府工作的＂重头戏＂。城中村作为城市低收入群体,主要又是流动人口相对稳定聚居区,是具有自身逻辑的生存与生态体系。政府以大拆大建为标志的改造,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空间形态与外在景观,更是特定群体的生存方式。若要最大限度地让城中村改造行走在公共利益轨道上,政府在有关基础性社会条件培育中,如树立渐进式改造理念,建立或完善公平合理而又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及机制等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论实体论与程序论的公共利益观

公共利益研究从已有理论与实践取向看,基本可分为实体论公共利益观与程序论公共利益观。实体论公共利益观认为,公共利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实体性;程序论公共利益观认为,公共利益在理论上难以把握,在实践中难以度量,因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关键在辨认与实施它的程序当中。实体论公共利益观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政府本位倾向、被虚化风险的存在、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易遭遇人性挑战等。现代社会对公共利益的规范化与程序化运作提出了很高要求,如何完善公共利益的制度与程序化约束,这在我国转型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掘“社会”的功能——以茂名市“平安茂南”建设为例

我国政府社会管理正在摆脱传统行政体制的约束,并逐步向现代政府社会管理体制转型。而转型所指向的新体制,其核心特点是,能尽可能地利用"社会"性资源并发挥社会资源的功能。当前,治安有序的平安社会之塑造,是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主题,而茂南区"以民促安"新型治安防控体系的建立,在扭转当地严峻治安形势的同时,还在公共治安体制的创新上、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上,提供了可供借鉴与复制的范例,这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很具关注价值。